2042年4月，北京。春天的风从西山吹过来，带着桃花的淡香。某革命陵园里，松柏苍翠，石阶沉默。肖镇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已经站了很久。
碑是新的，黑色的大理石，磨得很亮，能照见人影。上面刻着两行字：肖正堂，文云淑。没有生平，没有功勋，只有名字和生卒年份。肖正堂，1959-2039。文云淑，1960-2039。三年了。
三年前的四月三十日，父亲走了。那天晚上，他正在文昌盯着夸父三号的最后一次测试，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声音很平静。“镇娃儿，你爸走了。”他握着电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窗外的发射塔架上，灯光还亮着，飞船还在等他，但父亲不等了。他想飞回去，但母亲说，不用了。
他明天就回来，路上小心。第二天一早，他飞回重庆。走进老宅的时候，母亲正坐在那棵黄桷树下，石凳上，一个人。父亲不在了，她还在。
“妈。”他走过去。
文云淑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泪。“你爸走得很安详。晚上吃了饭，看了会儿电视，说困了，就去睡了。早上我叫他，叫不醒了。”她顿了顿，“挺好的，不受罪。”
肖镇在她旁边坐下，握住她的手。那双手他握了几十年，从年轻有力握到如今青筋凸起，指节粗大。此刻，它们很凉。
“你爸这辈子，不容易。”文云淑看着那棵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顾不上家。后来退了休，又闲不住，到处跑。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他又走了。”
她转过头，看着肖镇。“但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
肖镇没有说话。他抬起头，看着那棵黄桷树。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他脸上，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地响。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这树有灵性，坐一会儿心里就静了。”现在他坐在这里，心里确实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
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
那是同年十月的一个清晨，文云淑在睡梦中离开了。和父亲一样，安详，平静，不受罪。肖镇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宋岛基地开会。他没有像上次那样站着不动，只是对沈千寻说了一句“我出去一下”，然后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海。海很蓝，天很宽，阳光很好。
他站了很久，然后拨通了秦颂歌的电话。“妈走了。”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
秦颂歌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轻声说：“我安排……。”
他没有哭。从重庆到北京，从葬礼到移灵，他都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父母的墓前，看着碑上的名字。三年了，他终于可以把他们送回老家了。
“爸，妈，”他轻声说，“我们回家。”
仪式一项项举行。来的人不多，都是至亲。肖镇站在最前面，身后是秦颂歌和李富真，再后面是孩子们。肖亦禹穿着军装，肩上的军衔已经是上校了。
肖亦歌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短发，干练。肖亦华站在最后面，比两个哥哥都高，神情肃穆。
李御韩从首尔飞过来，带着崔景媛和两个孩子。肖星儿已经十五岁了，长成了大姑娘，站在爷爷的墓前，眼泪无声地流。文强推了推眼镜，站在角落。文芳没有来，她的身体不好，孩子们替她来了。
护陵人员将覆盖着五星红旗的双亲骨灰盒缓缓捧出。红旗很红，红得像血，像火，像那个年代的颜色。
肖镇接过骨灰盒，双手捧着，很稳。骨灰盒不重，但他觉得沉。沉甸甸的，像装着父亲的一生，母亲的一生。
他转身，沿着步梯往下走。步梯很长，从陵园的高处一直延伸到门口。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秦颂歌跟在他身后，李富真跟在秦颂歌身后，孩子们跟在后面。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在石阶上回响。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陵园在身后，松柏苍翠，石阶沉默。阳光照在那些墓碑上，泛着白色的光。他看了几秒，然后转身，上了车。
车子驶出陵园，往机场开。肖镇捧着骨灰盒，坐在后排，闭着眼睛。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落在他手上，落在那个红色的盒子上。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该舍的，就得舍。”
他睁开眼，看着那个盒子。“爸，妈，我们回家。”
飞机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车子从机场驶出，往鱼洞开。肖镇捧着骨灰盒，看着窗外的街景。几十年了，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车子在老宅门口停下。肖镇下车，捧着骨灰盒，走进院子。那棵黄桷树还在，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铺开来，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叶子是深绿色的，沉沉的，像积攒了一辈子的颜色。
他走到树下，停下来。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他手上，落在那个红色的盒子上。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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