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年1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山的干休所里，肖正堂醒来时，天还没亮透。
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鸟叫，听了好一会儿。喜鹊，喳喳喳的，叫得很欢。
他想起小时候在重庆，老家的院子里也有喜鹊，每天早上准时叫，比闹钟还准。
母亲说，喜鹊叫，好事到。他不知道今天有什么好事，只是觉得，该起了。
他慢慢坐起来，动作很轻，怕吵醒旁边还在睡的文云淑。退休后的日子，他反而比以前醒得更早。
在部队的时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开会、批文件、下基层，累得倒头就睡，早上闹钟响了还想再赖一会儿。
现在没人催他了，时间全是自己的，反倒睡不着了。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出房间。
院子里的银杏树光秃秃的，叶子落尽了，枝干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老人枯瘦的手指。他站在树下，仰头看了一会儿。
这两棵树是刚搬来时种的，那会儿他和文云淑都还年轻，她嫌院子空，说种两棵银杏吧，秋天好看。
现在树高了，叶子黄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也老了。他弯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已经干了，脆生生的，一捏就碎。他把碎片撒在树根下，拍拍手，走到藤椅边坐下。
文云淑端着一杯茶从屋里出来。“又起这么早。”她把茶杯递给他，在他旁边坐下。
肖正堂接过来，喝了一口。茉莉花茶，老家带来的，喝了多少年了，还是那个味道。“睡不着。”他说。
“想什么了？”
“想老家那棵黄桷树。”
文云淑看了他一眼。“怎么忽然想起那个？”
肖正堂端着茶杯，看着远处的天空。“肖镇说，在太平山顶能望见它。我不信。那么远，怎么可能望见。”
文云淑笑了。“他那是说给你听的。”
肖正堂也笑了。“我知道。”他把茶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感受那点温度。“但我想回去看看。”
文云淑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丈夫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看着他捂着茶杯的那双手。那双手她握了几十年，从年轻有力握到如今青筋凸起，指节粗大。她点点头。“好，我陪你。”
几天后，他们登上了飞往重庆的私人飞机。随行携带的汽车把他们从江北机场送到鱼洞。
车子在镇上开得很慢，窗外的街景一点一点地掠过。肖正堂看着那些高楼、店铺、来来往往的人，觉得陌生，又熟悉。几十年了，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车子在一栋老房子前停下。肖正堂下车，站在那里，看着那扇斑驳的木门。门上的红漆掉了大半，露出下面灰白的木头。门楣上刻着一行字，模糊了，但还能辨认：“鱼洞街道大黄桷树11号。”
他推开门，走进院子。
那棵黄桷树还在。
它站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粗糙，裂着一道道深深的口子。树冠铺开来，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叶子还是绿的，深秋的绿，沉沉的，像积攒了一辈子的颜色。
肖正堂仰着头，看了很久。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当年种它的时候，才这么细。”他比划了一下，手腕粗。“现在都这么大了。”
文云淑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棵树。“你种它的时候，想什么了？”
肖正堂想了想。“没想什么。就是觉得院子里空，种棵树好看。”
文云淑笑了。“种棵树好看。种着种着，就种出这么大一棵。”
肖正堂也笑了。他伸出手，摸了摸树干。粗糙的，硬邦邦的，像铁。树皮上刻着很多字，歪歪扭扭的，是这些年孩子们刻上去的。他弯下腰，看最矮的那行。
“文芳是个小笨蛋”，字迹歪歪斜斜的，一看就是小孩子写的。他想起文芳小时候，扎着两个小辫子，圆滚滚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
有一次她考试没考好，哭得稀里哗啦，他抱着她说，没事，下次努力。她不哭了，擦干眼泪说，小姑父，我下次一定考第一。后来她真的考了第一，回来的时候手里举着卷子，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流下来，但她还在笑。“小姑父你看，我考了第一！”
他直起腰，看更高处的字。“肖镇到此一游”，字迹工整些，但还是稚气。
肖镇小时候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没少让文云淑操心。
有一次肖镇爬到这棵树上，怎么都不肯下来，文云淑在下面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最后是邻居家的小伙子爬上去把他抱下来的。
那天晚上她打了肖镇一顿，打完又后悔，半夜起来看他屁股上的伤，抹了药膏，坐在床边看了很久。
再往上，是“强强加油”。文强的字，瘦瘦的，一笔一画都很用力。那孩子从小就安静，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待在屋里看书。他有时候担心这孩子太闷了，想找他聊聊，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文强考上了大学，学了生物化学，又读了博士，做了教授，成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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