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是在第三次被保安叫醒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梦游症彻底失控了。
那是个暴雨夜，墨色的云层像浸了血的棉絮，压得城市喘不过气。酒店走廊的应急灯泛着惨白的光，他裹着单薄的浴袍站在十八楼消防通道口，冰凉的雨水顺着湿透的头发往下淌，在脚边积成小小的水洼。掌心还残留着消防斧木柄的烫意——不是金属传导的热，是一种像捂在活物心脏上的、带着搏动的烫。
“陈先生……您、您看看这个。”保安老李举着手电筒的手抖得厉害，光束在墙壁上晃出破碎的影子。他另一只手攥着监控室的U盘，声音发颤，“监控里看见您半小时前从房间出来，光着脚，眼神直勾勾的，一路摸进消防控制室——那门锁是您用发卡撬的，您还记得吗？”
林晓的后颈瞬间冒了层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滑，冻得他打了个寒颤。他记得睡前吃了医生开的佐匹克隆，白色的药片吞下去时带着苦味，医嘱说足量服用能压制住夜游，可现在浴袍左侧口袋里，却硬邦邦地揣着半张撕碎的照片。他指尖发僵地摸出来，照片边缘泛黄发脆，像是泡过福尔马林的标本——上面是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脸被撕得稀烂，只剩一截露在外面的手腕，手腕上戴着的银镯子，和他母亲生前戴的那只一模一样，镯身上刻着的缠枝莲纹，连最细的纹路都分毫不差。
“您拿了斧头就站在这儿，对着空气劈砍。”老李的手电筒光扫过消防通道的铁门，门板上有几道新鲜的斧痕，深褐色的木屑嵌在锈迹里，像凝固的血，“您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别躲了’，声音又轻又冷，不像是您的声儿……”
林晓盯着那道斧痕，突然觉得掌心的烫意又涌了上来，仿佛能听见斧头劈进木头时，那种沉闷的、像咬碎骨头的声响。他想开口说“我不记得”，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只能发出嘶哑的气音。这不是第一次了，近一个月来，他的记忆里总是出现断层，像被人生生剜去了几块。
一周前，他在公寓楼下的花坛里醒来。凌晨三点，露水把衣服浸得冰凉，手里攥着把生锈的铁锹，铁锹头沾着潮湿的泥土，还嵌着几根褐色的头发。花坛中央被挖了个半米深的坑，坑底埋着个旧玩偶——是他十二岁生日时母亲送的布兔子，耳朵已经磨破了，眼睛是两颗黑色的纽扣，上面用针尖刻着极小的“砚”字，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当时他以为是自己记错了，把玩偶埋进花坛是潜意识里的怀旧，直到第二天物业来说，那片花坛的土是三个月前刚换的，底下埋着的不是花肥，是拆迁工地运过来的旧土。
再往前推半个月，他在公司档案室里惊醒。白炽灯嗡嗡作响，照得空气里的灰尘都清晰可见。他面前摊着份十年前的事故报告，纸页边缘被水渍泡得发皱，报告上的死者照片被人用红笔圈了起来，红墨水晕开，像在脸上爬的血痕。死者名叫苏晚，是当年负责他们家老宅拆迁项目的工程师，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马尾，笑容很淡，手腕上也戴着一只银镯子。
而他的梦游症，是从三个月前接手老宅拆迁收尾工作那天开始的。
老宅在城郊的梧桐巷，是栋民国时期的二层小楼，墙皮斑驳得像老人的皮肤，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院里的老梧桐树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干上刻着歪歪扭扭的“林晓”和“妈妈”，是他小时候踮着脚刻的。他最后一次在那住，是十二岁那年夏天，母亲突然失踪，父亲带着他连夜搬了家，此后再也没踏回过那条巷子。父亲说母亲是“跟人跑了”，可他记得那天晚上，他听见母亲在二楼哭，声音很凄厉，还有银镯子碰撞的脆响，像碎玻璃扎在耳朵里。
这次公司让他负责拆迁收尾，说是还有最后一户“钉子户”没签字。可他去了三次，那栋小楼里始终空无一人，只有客厅的八仙桌上摆着个青花瓷瓶——瓶身是天青色的，瓶口缺了个小角，里面插着束干枯的白玉兰，花瓣一碰就碎成粉末，落在桌上，像撒了把骨灰。
第一次在老宅过夜，是为了整理遗留的拆迁文件。傍晚时下起了小雨，他锁了大门，把窗户也都关严，可半夜还是被冻醒了。不是天气的冷，是一种像泡在冰水里的、带着腐味的冷。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站在二楼母亲的房间里，手里拿着母亲的梳妆镜——那面镜子是黄铜边框的，镜面已经模糊，可当时映出的却不是他的脸。
镜子里站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背对着他，头发很长，湿漉漉地垂到腰际，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她手腕上的银镯子晃得人眼晕，镯子碰撞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像在敲他的耳膜。林晓吓得手一松，镜子“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几十片。可等他再睁眼，房间里只有满地的玻璃碎片，窗棂上却挂着片白玉兰花瓣，花瓣上还沾着水珠，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的——可院里的白玉兰，早在十年前拆迁时就被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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