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起初只是细密的雨丝，贴着福利院的灰墙往下滑，后来风裹着雨珠砸下来，铁皮屋顶被打得噼啪作响，像有无数只手在上面抓挠。我站在二楼走廊的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条被风吹得乱晃，枝桠间还挂着半件褪色的红毛衣——那是上个月逃走的小女孩留下的，她没跑出去，被老赵抓回来的当晚，毛衣就挂在了树上，第二天人就没了踪影。
口袋里的钥匙硌得我手心发疼，那是三楼储物间的钥匙，也是每周三“处理”孩子的信号。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分针刚划过数字十二，走廊尽头就传来了脚步声。我转过身，看见院长、林姐和老赵走了过来，三个人的影子被廊灯拉得很长，叠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三只蛰伏的野兽。
院长依旧穿着那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即使是闷热的梅雨季，也从没见他解开过。他手里攥着个黑色的笔记本，封皮上沾着点暗红的印记，不知道是墨水还是别的什么。“小苏，都准备好了？”他笑着问，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神却没什么温度，“这次的孩子有点‘闹’，动作得利落些。”
我点点头，把钥匙攥得更紧了。三年前我来福利院当义工时，院长也是这样笑着跟我说“这里的孩子都很乖”，可没几天我就发现，所谓的“乖”，不过是被恐惧磨掉了棱角。那些试图反抗、试图寻找亲人的孩子，最后都会被贴上“不听话”的标签，然后在某个周三的午夜，消失在三楼的储物间里，或是被埋进院子角落的土坑里。
林姐走在院长旁边，白大褂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装着针管和镇定剂。她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口红涂得很艳，即使是要去“处理”孩子，也没忘了补妆。路过我身边时，她抬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手腕上的金镯子晃了晃，发出细碎的响声——那镯子是用孩子们的补助金买的，上个月她跟老赵分补助时，我在办公室门外听得清清楚楚，两人为了多拿两百块，差点吵起来。
“别愣着了，早点弄完早点休息。”林姐瞥了我一眼，声音里带着点不耐烦，“上次那个孩子哭了半个钟头，血蹭到了地板缝里，我擦到后半夜，指甲缝里的红印子好几天都没洗掉。”她说这话时，嘴角还勾着笑，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我记得很清楚，上次那个孩子只是因为饿了，多要了半碗饭，就被她按在桌子上打了耳光，当晚就被拖去了三楼。
老赵走在最后面，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走廊的地板就发出“吱呀”的响声。他扛着一把铁锹，铁锹把上裹着旧布条，布条缝里还沾着干硬的泥土，凑近了能闻到一股腥甜的土味——那是埋孩子时沾的土，每次埋完，他都只是随便擦两下，从不彻底清洗。他的脸上横着一道刀疤，从左眉骨划到下颌，是年轻时在工地打架留下的，孩子们见了他，都会吓得躲到桌子底下，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这次埋深点，”老赵瓮声瓮气地说，眼睛盯着三楼的方向，“上周埋的那个，胳膊露出来了，早上我去看，差点被收废品的老张看见，幸好我反应快，说是埋的死猫。”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带着点得意，仿佛避开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麻烦。我想起上周那个孩子，才五岁，说话还带着点奶音，前一天还拿着画着太阳的纸给我看，说“姐姐，我想爸爸妈妈了”，可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土坑里的一具冰冷的尸体。
四个人沿着楼梯往上走，楼梯扶手积了层薄灰，我扶着扶手时，指尖沾到了点黏腻的东西，低头一看，是几滴已经干涸的暗红色液体，像凝固的血。三楼的走廊比楼下更暗，只有尽头的储物间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灯光忽明忽暗，照着门上那把生锈的铁锁——那锁还是我刚来的时候换的，现在锁芯里已经积满了铁锈，每次开门都要费很大的劲。
储物间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是那个新来的小男孩。他上周刚被送到福利院，听说父母在车祸中去世了，亲戚不愿意收留，就把他送了过来。孩子才六岁，个子小小的，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带裤，裤脚还卷着边。昨天下午我去给孩子们分点心时，他还拉着我的衣角，仰着小脸问“姐姐，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呀”，眼睛亮得像星星。
可现在，那双眼眸里只剩下恐惧了。
老赵走上前，一脚踹在储物间的门上，“哐当”一声巨响，震得灯泡晃了晃。门没锁，只是虚掩着，被他这么一踹，瞬间就开了。里面的抽泣声戛然而止，紧接着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是孩子在往角落里缩。
我跟着他们走进储物间，一股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混杂着点若有若无的腥气。房间很小，只有十几个平方，角落里堆着些破旧的桌椅和玩具，玩具上落满了灰，有的玩偶还缺了胳膊少了腿，眼睛的位置黑洞洞的，像是在盯着我们看。那个小男孩缩在最里面的角落，背靠着墙，双手抱着膝盖，蓝色的背带裤上沾了不少灰尘，脸上还挂着泪珠，看见我们进来，身体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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