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就听过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林殊她是我的堂姐，故事的开始还要从林殊搬进纺织厂老楼的那天说起，那一天是惊蛰。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风裹着雨丝往衣领里钻，她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踩过积水，鞋跟敲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在空荡的楼道里撞出嗡嗡的回响，像有谁躲在暗处跟着应和。
老楼是上世纪的产物，墙皮剥得像块发霉的蛋糕，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每级台阶边缘都被磨得发亮，嵌着经年累月的泥垢。301室在三楼拐角，房东用锈迹斑斑的钥匙开门时，锁芯“咔哒”响了半天，像是在抗拒这突如其来的打扰。“这楼老，晚上可能有点动静，你别在意。”房东把钥匙递给她时，眼神飘了飘，指了指楼上，“尤其别往四楼走，402那屋……空了好些年了。”
林殊当时正忙着把行李箱塞进狭窄的玄关，只含糊应了声“知道了”。她租这房子，图的就是便宜——市中心的房租能把她半个月工资吞掉，而这里，每个月只要八百块，足够她省下钱给奶奶买降压药。至于“老楼的动静”，她只当是水管老化的滴水声，或是风吹过窗户的呜咽，没放在心上。
直到第三个月，那声音来了。
起初是凌晨三点，林殊被一阵细弱的哭声惊醒。不是楼下流浪猫的哀嚎，也不是邻居家孩子的哭闹，那声音裹着股潮湿的霉味，像从墙缝里渗出来的，黏糊糊地贴在耳边，软乎乎的，却带着刺骨的凉。她摸过手机看时间，屏幕光映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像张张开的嘴。哭声断断续续，有时像婴儿在哼唧，有时又像谁在叹气，她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最后只当是自己加班太累，出现了幻听。
可那声音没消失。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凌晨三点，它准时在房间里飘。林殊开始失眠，黑眼圈像涂了墨，送文件时被上司问“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她找过楼上楼下的邻居，住在201的老太太耳朵背，说“啥也没听见”；住在302的年轻情侣总加班到凌晨，也摇头说“没注意”。没人听见那哭声，只有林殊，每晚被它缠得没法睡。
转折发生在一个加班夜。林殊改完方案时已经快十二点，外面下着小雨，她撑着伞往老楼走，走到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平台时，突然觉得脚下一滑——低头看，竟是一滩黏糊糊的液体，泛着冷白的光，顺着402室的门缝往下淌，沿着楼梯阶漫到她脚边。
是奶水。
林殊的头皮瞬间麻了。那奶水里浮着几根黑色的细发，缠在她的鞋尖上，像水草一样绕着。她抬头看402室的门，门板是深褐色的，上面贴着张褪色的春联，门牌号“402”的漆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铁皮。她想起房东说的“别往四楼走”，心脏跳得像要蹦出来，转身就往301跑，连伞掉在地上都没敢捡。
那天晚上，林殊就把门窗锁得那叫一个严严实实，还搬了椅子抵在门后。可她还是没有睡着，总觉得那滩奶水的腥气跟着她回了家，在房间里飘来飘去。凌晨三点，哭声又响了，这次更清晰，像是就贴在门板上，“妈妈……妈妈……”地叫着，细弱的声音里裹着委屈，听得她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林殊就去找了物业。物业办公室在老楼对面的小平房里，管事儿的是个姓王的老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大褂，手里总攥着个手电筒。听说林殊要问402的事，王老头的脸一下子沉了，手里的手电筒晃了晃，光束照在墙上的旧照片上——那是纺织厂鼎盛时期的合影，密密麻麻的人里，隐约能看见老楼的影子。
“402啊……那个房间已经空了十年了。”王老头的声音有些发颤，她拉过一把椅子让林殊坐，自己蹲在地上开始抽起了烟，“前房主是个女的，叫苏梅，以前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十年前，她在那屋里生娃，大出血，娘俩都没了。”
林殊的手攥紧了衣角，“那……那个婴儿呢？”
“婴儿？”王老头吐了口烟，烟圈飘在空气里，慢慢散了，“生下来就没活成，听说……生下来就没眼睛。”她抬头看了看林殊，眼神里带着点害怕，“苏梅临死前攥着一件婴儿服，嘴里一直念叨‘等我的娃回来找我’，后来她家里人把她的东西都清走了，那屋就一直空着，再也没人敢住。”
林殊的脑子“嗡”的一声，难怪那哭声总叫“妈妈”，难怪会有奶水——是苏梅和她的孩子，还困在402里。
她当天就收拾行李，想赶紧搬出去。行李箱装满了衣服和杂物，她拉着箱子走到门口，刚要开门，突然发现门把手上缠了根红绳。红绳很新，颜色艳得刺眼，绳尾系着个银铃铛，她一碰，铃铛“叮”地响了，响声里居然裹着婴儿的笑声，软乎乎的，却听得她心里发寒。
林殊猛地回头——客厅的沙发上，不知何时多了个竹编摇篮。摇篮很旧，竹条上沾着灰，摇得“吱呀”响，里面铺着片婴儿襁褓布，绣着褪色的小莲花，和她前几天在枕头上摸到的那片，简直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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