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春寒料峭，黄河的冰凌尚未完全化尽，一支风尘仆仆的车队已然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公子重耳与他的股肱之臣——狐偃、赵衰、胥臣等人，离开了寄居多年的狄地，怀着复杂的期望与决绝，向着西方的强秦进发。这是一次赌博，将未来的命运押在了秦穆公的意志之上。
旅途漫长而沉默。重耳时常回首东望，故国的方向被千山阻隔，而中原的烽火却仿佛映照在他眼底。他知道，每一步西行，都是为了将来能更有力地东归。
与此同时，先行抵达秦都雍城的密使带回了初步的消息：秦穆公对重耳的到来并未拒绝，甚至流露出一定的兴趣，但态度暧昧，并未明确表态支持。雍城的朝堂之上，显然存在不同的声音。有的重臣认为应扶持重耳，以控制晋国；有的则担忧投资重耳风险过大，不如与现任的晋国执政者交易。
重耳一行抵达雍城时，受到了合乎礼制但不算热烈的接待。秦穆公将他们安置在馆驿，并未立刻召见。接下来的日子，仿佛是一种无声的考验。重耳闭门不出，每日只是与臣下研讨时局，表现得沉稳而耐心。狐偃、赵衰等人则利用一切机会，暗中接触秦国的重臣，如公孙枝、蹇叔等，馈赠礼物，陈说利害。
“晋国无道，惠公夷吾背信，其子圉更是不告而逃，视秦如无物。此皆秦伯所知。”狐偃在一次私下会见公孙枝时，如此说道，“我家公子重耳，仁德布于四方，贤名闻于诸侯。若秦伯能助公子返国正位，则晋国必感秦之厚德，永为秦之西屏，共图东进大业。届时，秦晋之好，岂非天下之美谈？”
这些游说之词，如同水滴，一点点渗入秦国权力的缝隙。然而，真正的决策，仍取决于那位端坐于王座之上的秦穆公。
秦穆公确实在犹豫。他确有东进之志，也对晋惠公父子深感不满。重耳的贤名他也素有耳闻，但扶持一位流亡公子返国争位，风险巨大。成败难料，且即使成功，重耳是否真能如其所言，长期与秦友好？
这一日，他召见了心腹老臣，以善于相人识才着称的“五羊大夫”百里奚。穆公将心中疑虑尽数道出。
百里奚颤巍巍地行礼，缓缓道：“君上之虑，老臣尽知。然观人之道，察其言，观其行，更需审其势。重耳流亡列国近二十载，狐偃、赵衰之辈皆当世英才，却能始终追随，不离不弃，此非人格魅力不能及也。此其一。”
“其二，重耳至狄至卫，未尝稍露急迫，至我大秦，亦安守馆驿，静待君命，其沉毅坚忍，可见一斑。非寻常流亡公子惶惶不可终日之态。”
“其三，亦是至关紧要者，”百里奚顿了一顿，声音提高，“当今中原，楚势大张，宋国危殆。若楚并宋，则中原门户洞开，其兵锋下一步，是逼齐鲁，还是西向与我大秦争锋？不可不防！晋国乃阻楚西进之关键。若晋国持续内乱衰弱，或更糟，为楚所乘，则我大秦东方，将直面楚之威胁！助重耳，非仅为得一友邻，实乃为我大秦树立一强藩，共御楚患！此乃天下大势，君上不可不察！”
百里奚的一番话，高屋建瓴，将重耳个人与秦国的战略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打动了秦穆公。
数日后，秦穆公终于在宫殿正式召见重耳。大殿之上，秦国文武重臣分列左右，气氛庄重而肃穆。重耳从容入殿，执礼甚恭，却不卑不亢。
穆公首先开口，语气平淡：“公子远来辛苦。寡人闻公子贤名，不知公子于天下大势，有何见解？” 这是一次公开的考较。
重耳深吸一口气，朗声应对，声音清晰回荡于殿中：“外臣重耳，谢秦伯垂询。当今天下，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然诸侯之力，散则弱，合则强。惜乎齐桓霸业中衰，致使南楚坐大，北狄猖獗，中原板荡，生灵涂炭。”
他话锋一转，直指核心：“楚，僭号称王，非王而王，其志不在诸侯，而在吞并天下。今楚围商丘，志在灭宋。宋若亡，则淮泗上游尽为楚有，其势不可制也。届时，中原诸侯，谁能独抗？秦虽强，据崤函之固，然楚若整合中原之力西向，秦岂能安枕？”
殿内一片寂静，所有秦臣都屏息凝神。重耳继续道：“晋国与秦，乃兄弟之邦，虽有龃龉，然唇齿相依。晋乱，则秦之东顾忧；晋强，则可为秦之屏障，共御楚狄。外臣不才，愿借秦伯之力，返国正位，涤荡内秽，强晋安民。届时，晋愿与秦永结盟好，崤山以东，晋国承当其冲，维护诸夏；崤山以西，仰仗秦伯威德。秦晋携手，内尊王室，外攘蛮楚，则天下可安，霸业可成！此非独重耳之愿，实乃天下苍生之望，亦为秦国万世之安计也！望秦伯明察！”
这一番应对，格局宏大，分析透辟，既指出了楚国的巨大威胁，又阐明了秦晋合作的战略必要性，更许下了郑重承诺。不仅打动了秦穆公，也令殿中不少秦国大臣暗自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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