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各地工匠凡愿入工部官办工厂者，按技术等级定薪。
学徒工月俸一两五钱，熟练工三两，技师五两，高级技师八两。
另有绩效奖金，干得多拿得多。工部每年组织技术评级考试，考过了涨薪升级。”
宋应星眼睛亮了。
月俸八两，那是七品县令的标准。一个铁匠，靠手艺能拿到跟县太爷一样的工钱？
“第三条。”陈阳笔没停。“鼓励民间开矿、办厂、经商。
凡大夏公民，持户籍向当地工商总局申报，经审核后均可开设作坊、工厂或商铺。
商税一律降为十五税一，不得层层加码。
各地方官府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商户摊派杂费。违者按《大夏律》论处。”
孙传庭这回忍不住了。
“陛下，十五税一？”他搓了搓手指，做了个心算。
“大明的商税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地方官府巧立名目，什么过关税、落地税、入城税，里三层外三层刮下来，商人到手的利润连三成都剩不下。
您现在定十五税一，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费全砍了？”
“对。明码标价，一刀切。”陈阳把笔搁下。“老孙，你管过户部，你算算。大明的商税收了二百多年，国库从里头拿到过几个子儿？”
孙传庭苦笑。
大明的商税制度是个笑话。
朝廷怕收多了被骂与民争利，税率定得低；地方官府嫌朝廷给的那点俸禄不够花，就在中间疯狂加码。
最后的结果是——朝廷没拿到钱，商人被刮了一层皮，中间那帮贪官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得从根子上改。”陈阳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幅大地图前。
他拿红色马克笔在北京和太原两个位置画了圈。
“工部，成立工商总局，设在北京。各省设分局，各府设办事处。
所有工商注册、税收征缴、市场监管，全归工商总局垂直管理，地方官一根手指头不许伸进来。”
“孙元化，你兼任工商总局第一任总局长。”
孙元化张了张嘴，想说自己一个搞技术的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摊子。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跟陈阳干了这么久，他已经学会了一条铁律——
皇上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
“第一批重点工业项目。”陈阳用笔杆在地图上敲了敲北京的位置。
“京师西山重工基地已经在建，钢铁厂、兵工厂、化肥厂三条主线不能停。
另外追加水泥厂两座，砖窑厂四座，玻璃厂一座。这是基建的底子，没有这些东西，铁路修不了，房子盖不起来。”
笔杆移到太原。
“太原，煤铁之都。大夏的第二工业中心。就地建焦化厂、炼钢厂和火力发电站。煤从地底下挖出来，炼成焦炭喂高炉，高炉出钢材运到全国各地
太原到京师的铁路必须优先修通，这条线打通了，整个北方的工业命脉就活了。”
孙传庭拿着本子记了半天，笔尖都快戳穿纸了。
“钱从哪出？”
这是最实在的问题。再好的蓝图，没有银子都是废纸。
陈阳回到桌前坐下，拿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口。
“三条腿走路。第一，国库拨款，户部从黄金储备里划一千万两白银，定向投入工业基建。
第二，以工代赈。那八万工程营的人不是白吃饭的，修路、挖矿、烧砖，全给我用起来。第三——”
他竖起三根手指。
“招商。”
孙元化和孙传庭同时看过来。
“民间不缺有钱人。江南那帮盐商、茶商、丝绸商，家里的银子堆得发霉。
以前他们的钱只能买地，因为大明的规矩就是重农抑商，有钱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搞实业。
现在规矩变了，《工商促进法》一颁布，明确告诉他们——投资建厂，国家保护你的产权。只要合法经营，你赚多少都是你自己的。”
孙传庭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这一条……怕是要在士林里炸锅。
重农抑商是祖制，不光大明，往前数两千年，哪朝哪代不是把商人踩在脚底下？
您现在不光放开，还鼓励？那些旧朝的读书人非得把唾沫星子喷到武英殿里来不可。”
陈阳把搪瓷缸子搁下，缸底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
“喷就喷。嘴皮子能喷出钢铁来吗？能喷出铁路来吗？能喷出化肥让老百姓吃饱饭吗？”
他指着窗外的方向。殿外头，远处西山基地的烟囱正往天上吐着黑烟，蒸汽锤的闷响隔着半座城都能听见。
“大明就是被重农抑商这四个字活活拖死的。
全国的聪明人都去考科举写八股，没人琢磨怎么改进生产、怎么扩大贸易。
商人赚了钱不敢投资只能买地，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越来越穷，穷到最后揭竿造反。这个死循环，在大夏必须掐断。”
他站起身，拿起那张写满字的黄麻纸递给方正化。
“明天早朝宣旨。《工商促进法》全文刊印一万份，发往全国各省各府各县，张贴于城门口、集市上、茶楼酒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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