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扫尘日。流民屯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灰的气息。妇人们用绑着树枝的扫帚，费力地清除着窝棚顶积了一冬的灰垢。孩子们被指派着将碎石子铺在容易积水的泥泞小路上。这是一种朴素的仪式，寓意着辞旧迎新，扫除晦气。王老栓看着这一幕，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慰藉：“像点过日子的人家了。”
然而，过日子，远不止扫尘那么简单。真正的考验，藏在那些看似稳固的表象之下。
第一个危机来自地窖。负责每日巡查储藏物的丫丫，惊慌地跑来找到林川：“林大哥，有些红薯……长霉斑了！” 地窖虽然避寒，但湿度控制不当，加上部分红薯在收获时带有暗伤，腐烂如同瘟疫般悄悄蔓延。这不是天灾，是经验不足导致的“人祸”。一旦处理不当，过冬的口粮将蒙受巨大损失。
整个屯子立刻行动起来。林川根据模糊的现代知识，指挥大家将腐烂的红薯立刻挑出、深埋，防止传染。同时，在地窖中铺设干草和石灰吸潮，并加大通风。李窑工烧制了一批陶罐，用于分装干燥的薯干，避免集中存放的风险。张五则带着人加固地窖支撑，防止因清理作业导致坍塌。
这场“红薯保卫战”持续了三天。过程中，有人心疼被埋掉的粮食偷偷抹泪，有人因劳累和紧张而抱怨，但最终，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协作占据了上风。当危机解除，看着大部分粮食得以保全，一种“我们共同守护了生存根基”的踏实感，在每个人心中悄然滋生。王老栓拍着林川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后怕和庆幸：“娃啊，过日子，学问大着哩。这次，是老天爷给咱们提了个醒。”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更细微的人心层面。吴秀才主动找到了那几个曾被他斥为“顽劣”的半大小子。他们正是精力旺盛、对舞刀弄棒充满兴趣的年纪。吴秀才没有再讲《孙子兵法》，而是拿出林川找来的《民兵辑要》和《纪效新书》中的图示，结合屯子周边的地形，用最直白的话讲解如何利用山坡设伏，如何依靠树林隐蔽，如何传递简单的哨音信号。
“看这里，若敌从此路来，我于此处高处了望，以哨声为号，一长两短便是警示……”吴秀才的学问，第一次与孩子们的认知产生了连接。他们瞪大眼睛听着，不时发问，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一种基于实用需求的“教育”，开始在古老的经义之外，破土萌芽。
张五和李窑工的“较劲”也进入了新阶段。在合作试制取暖炉的过程中，张五发现李窑工烧制的陶制烟囱内壁光滑，能有效减少烟尘滞留，而李窑工则佩服张五在铁皮接缝处打造的卡扣严丝合缝。彼此嘲讽少了，互相请教多了。一种原始的“工匠精神”在竞争与合作中悄然升华，他们开始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能用”，而是“好用”和“耐用”。这种精神的蔓延，潜移默化地提升着屯子里各种器具的质量。
年关越近，外部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孙小眼带回关于私矿势力的进一步消息：他们似乎也在为过年做准备，活动频繁，但并未有向外扩张的明显迹象。同时，货郎带来的消息称，朝廷税监的队伍已逼近邻县，所过之处，鸡飞狗跳，甚至有小股溃兵开始流窜。这使得流民屯的巡防压力倍增。
腊月二十八，林川决定进行一次全屯范围的防演练。以铜锣为号，妇孺老弱迅速撤入临时加固的祠堂和地窖，青壮乡勇依据平日操练，迅速占据预设的防御位置。演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跑错了方向，有人紧张得拿不稳武器。赵铁柱急得大吼大叫，林川却制止了他。演练结束后，他没有责备任何人，而是让各小队负责人聚在一起，复盘刚才出现的问题，重新明确信号、路线和职责。
“乱，是正常的。”林川对众人说，“但多乱一次，真到事上，就能少流一滴血。我们要的，不是一次完美的演练，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进步。” 这种务实的作风，让众人心中的恐慌渐渐被一种有序的紧张所替代。
除夕夜，没有丰盛的年夜饭，只有比平日稠厚的薯粥和一点点咸肉。但在祠堂前的空地上，燃起了一堆难得的篝火。火光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带着希望的脸庞。王老栓作为最年长者，说了几句吉祥话。丫丫和孩子们唱起了跟吴秀才学的、词句还有些生涩的祈福歌谣。
林川坐在人群边缘，看着跳跃的火焰。他想起穿越之初的茫然与绝望，再看眼前这片初具雏形的小小社群，心中感慨万千。灭清、复兴、登顶……那些宏大的目标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此刻，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所有伟大的蓝图，都始于最卑微的生存。是地窖里那些被小心守护的红薯，是工匠间看似无谓的较劲，是孩童们开始识字的双眼，是每一次演练后的复盘总结……这些深扎于泥土之下、相互纠缠的细小根须，才是支撑未来参天巨木的真正力量。
年关的钟声（或许只是想象中的）在寒夜里回荡。前途依旧未卜，威胁仍在暗处。但在这个小小的流民屯里，一种叫做“共同体”的意识，正伴随着生存的艰辛与年节的微光，如同冻土下的草芽，顽强地生长着。第一阶段的路还长，每一步，都需走得沉稳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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