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大捷的狂欢余韵，如同盛大宴席后杯盘狼藉的现场，喧嚣渐渐沉淀，留下的是更为真实、也更为沉重的寂静。凯旋仪式上万民跪迎的山呼海啸，太庙献俘时告慰列祖的庄严肃穆，都已成为过去。京城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澄心堂的奏章依旧如雪片般飞来，但仔细看去，内容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战报、请功、抚恤的折子渐渐被另一种更具根本性、更触及帝国核心的议题所取代。一种无形的、却比战鼓更撼人心魄的能量，正在帝国的肌体深处积聚、涌动，等待着最后的喷薄。
这种能量，名为 “劝进”。
云舒依旧每日临朝，处理政务，神色平静无波，仿佛北境的辉煌胜利只是日常政务的一部分。但侍立在一旁的林嬷嬷却能敏锐地察觉到，陛下翻阅奏章的速度，比以往慢了些许，那总是清亮锐利的眼眸深处，偶尔会掠过一丝极难察觉的、近乎疲惫的深邃。她正站在权力之巅，脚下是万里锦绣河山，前方却是万丈深渊——那至高无上的皇位，近在咫尺，却又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由千年礼法、性别偏见和自身心魔构筑的天堑。一种存在意义即将被终极定义的悬空感，让她产生了轻微的决策瘫痪综合症。是满足于这实际掌控一切的“摄政”之名，还是去挑战那“皇帝”的至尊名号，承担那前无古人的巨大压力与历史褒贬？
朝会上，大臣们议事依旧，但话题的焦点，不知不觉地从具体的军政要务，转向了更宏大的方向。户部尚书钱益谦奏报国库充盈，会不自觉加上一句“此乃陛下圣心独运，方有今日盛世之基”；工部尚书鲁衡陈述新式舰船下水，会强调“此船坚炮利，正需明君统领，扬威四海”；甚至连礼部官员讨论科举取士，也会引申到“天下英才，皆翘首以盼真龙临朝，以效犬马之劳”。这些话语，不再是最初那种试探性的、甚至带有几分群体标签暴力意味的攻讦，而是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种迫切的期待。一种参与感被剥夺的焦虑，在朝堂弥漫——帝国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君主，来凝聚这空前强大的国力，开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这看似大势所趋的洪流之下，依旧有暗礁存在。以都察院左都御史严崇古为首的几个老臣，在朝堂上变得异常沉默。他们不再公开反对，但每次听到“劝进”相关的话题，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肌肉会不受控制地微微抽搐，眼神深处是文化归属被彻底撕裂的痛苦和存在意义即将消解的恐惧。他们坚守了一生的“君臣纲常”、“牝鸡司晨”的信条，正在被铁一般的事实和汹涌的民意碾碎。这种沉默，比激烈的反对更具威胁，它是一种无声的不可抗力威胁，提醒着云舒，那条通往皇座的路上，最后一道、也是最顽固的障碍，并非千军万马，而是千年以来根植于人心的性别壁垒。
全服玩家（臣民）达成共识：当前版本GM（云舒）权限（摄政）已无法满足服务器（帝国）发展需求，集体请愿要求官方开放最高管理员权限（皇帝）！是付费测试（摄政）转公测（登基）的时候了！
这“劝进”的浪潮，并非由云舒或其核心集团主动策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心所向，是新政红利和军事胜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爆发。它如同地下奔涌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喷发的出口，从帝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向京城。
第一波浪潮：边关的血性与感恩。
来自北疆各州县的联名奏章，是第一把烧向乾柴的烈火。奏章上，密密麻麻地按着血手印，署名者包括幸存的边军将领、被解救的百姓代表、归附的草原部落头人。他们的言辞质朴却撼人心魄：
“陛下！北虏凶顽，荼毒边塞百年！幸得陛下圣明，谢元帅神武，犁庭扫穴，使我等重现天日！此恩同再造！边关之地，只认陛下为主！若陛下不正大位，我等心中不安，恐负陛下活命之恩啊！” 这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忠诚，是最不容置疑的拥戴。
第二波浪潮：新政受益者的集体呐喊。
紧接着，是来自帝国腹地，在云舒改革中实实在在获益的庞大群体的呼声。江南推行“一条鞭法”后负担大减的万千农户，联名送上“万民伞”；沿海因“开海令”而富甲一方的海商巨贾，集体上书，愿捐输巨资“以贺盛世”；各州府新式学堂的寒门学子，更是激情澎湃，上书称“陛下开科举、兴学堂，使我等寒门有出头之日，此乃千古未有之圣德！唯愿陛下早正大统，使我辈能堂堂正正为明君效力！” 这些声音，代表着帝国的根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对现有秩序的认可和对未来稳定繁荣的渴望。他们的支持，彻底瓦解了任何基于阶级固化和上升通道阻塞的潜在反对理由。
在这股民间自发浪潮的推动下，官方和半官方的力量也开始顺势而为，将劝进之声推向高潮。
《大夏公报》的舆论塑造：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不再隐晦，而是直接歌颂云舒的功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均田亩以安黎庶，开学堂以启民智，练新军以靖边患，此乃千古未有之伟业！非天命所归之真龙，孰能为之？” 将云舒的统治合法性，从“权宜摄政”拔高到了“天命所归”的哲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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