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屠维作噩（己酉年，公元289年），尽于着雍郭牂（戊午年，公元298年），共十年。
晋世祖武皇帝（司马炎）下太康十年（己酉年，公元289年）
夏季，四月，太庙建成。
乙巳日，在太庙举行合祭（祫祭）。大赦天下。
慕容廆派遣使者请求归降。
五月，晋武帝下诏任命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去拜见东夷校尉何龛，他穿着士大夫的礼服，头戴幅巾来到门前。何龛却全副武装地接见他，慕容廆于是改穿军装进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慕容廆说：“主人不用礼节接待客人，客人何必拘礼呢！”何龛听说后，非常惭愧，对慕容廆深为敬佩和惊异。当时鲜卑宇文氏、段氏部落正强盛，多次侵扰掠夺慕容廆。慕容廆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来侍奉他们。段部鲜卑的单于段阶把女儿嫁给慕容廆为妻，生下慕容皝、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廆因为辽东地处偏远，便迁居到徒河县的青山。
冬季，十月，恢复了明堂以及南郊祭祀五方天帝（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的神位。
十一月，丙辰日，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去世。荀勖富有才思，善于揣摩君主心意，因此能长久保持恩宠。他长期在中书省任职，专管机密事务。等到升任尚书令，心里非常失落。有人向他道贺，荀勖说：“这是夺走了我的凤凰池（中书省的美称），各位有什么可祝贺的呢！”
晋武帝放纵声色，最终导致患病。杨骏忌惮汝南王司马亮，将他排挤出朝廷。
甲申日，任命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代表皇帝权威）、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守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州、江州二州诸军事；都授予符节，前往封国。立皇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司马允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司马玮的儿子司马仪为毘陵王，改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杨骏的儿子。封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伷的儿子。
当初，晋武帝把才人谢玖赐给太子司马衷，生下皇孙司马遹。宫中曾夜里失火，武帝登上高楼观望。当时司马遹才五岁，拉着武帝的衣襟走进暗处说：“夜晚突然出事，应该防备意外，不能让火光照见君主。”武帝因此认为他很特别。武帝曾对群臣称赞司马遹像祖父宣帝（司马懿），所以天下人都敬仰他。武帝知道太子不成器，然而倚仗司马遹聪明智慧，所以没有废黜太子的想法。又采用王佑的计策，让太子的同母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镇守要害之地。武帝还担心杨氏家族的逼迫，再任命王佑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武帝为皇孙司马遹精心挑选僚属，认为散骑常侍刘寔志向操守清高纯朴，任命他为广陵王（司马遹）的老师（傅）。
刘寔看到当时社会风气热衷钻营进取，少有谦让，曾撰写《崇让论》，主张初次被任命官职需要上谢表的人，必须在表中推举贤才让位于能者，这样的谢表才能被接受。一旦有官职空缺，就选择被人们推让次数最多的人来担任。他认为：“按人之常情，相争时就想诋毁自己不如的人，谦让时就会争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所以世人相争，优劣就难以分辨；时代谦让，贤能智慧的人就会显现。到了这种时候，能够退身修养自身的人，推让他的人就多了，即使想安守贫贱，也不可能了。而那些四处奔走钻营却想让人推让的人，就像倒着走路却想前进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说：“陛下因为法令禁制过于宽纵，积弊已久，不可能一下子用严法来驾驭臣下，这确实是符合时宜的。然而要矫正世风、革除弊端，自然应当逐渐走向严肃整饬；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横截激流，但也应当顺着水流逐渐前进，稍稍向着目标方向调整，然后才能到达彼岸。自泰始（武帝第一个年号）以来将近三十年，各项事业都没有超过过去的成就。以陛下的圣明，尚且未能扭转衰世的弊端，达成开国初期的兴盛，传给后世，能不忧虑吗？假使将来的大业出现不安定，那忧虑和责任还是在陛下身上啊。臣听说为国家社稷考虑，莫过于分封皇室宗亲和贤能之人。然而应当审时度势，使得那些遵循道义而行动的诸侯，其力量足以维系护卫京城；而那些包藏祸心的诸侯，其势力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要达到这种均衡非常困难，陛下应当与通晓古今之士，深入共同筹划。周代的诸侯，有罪的只是本人被诛杀或流放，其封国并不废除；汉代的诸侯，有罪或无子的，封国随即废除。如今应当革除汉代的弊端，遵循周代的旧制，那么下面稳固，上面也就安定了。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君主极其稀少，如同天上的太阳。因此圣王的教化，是自己把握关键要务，将具体事务委托给臣下，并非害怕辛劳而贪图安逸，实在是因政体本该如此。在事情开始时辨别官员的能力，是很难考察的；依据成败来区分功过，则很容易识别。如今陛下每每在事情开始时精于谋划，却在考核最终结果时有所忽略，这就是政事功效不够完善的原因。君主如果真能安居平易把握关键，在事情成败之后考核功过，那么臣下就无法逃避惩罚或奖赏了。古时候六卿（周代六官）各司其职，冢宰（宰相）为师；秦、汉以来，九卿执掌事务，丞相总管一切。现今尚书省制定决策，诸卿只是奉命执行，这比古代制度权力过于集中。可以把众多事务交付给外廷官署（诸卿），让他们专门负责；尚书省统领大纲，如同丞相的职责，年终考核功绩，核对文书进行赏罚而已，这样就可以了。如今所有行动都取决于上面的决定，上面有了过失，却不能再归罪于下面，年终政绩无法建立，也不知道该责备谁。小的过失和错误，是人之常情必定会有的，如果全都要依法追究，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能立身的人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员的人，大多不抓大事却专挑小错，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畏惧躲避豪强，又害怕自己失职，于是就用严密的法网来罗织微小的罪名，使得弹劾的奏章接连不断，表面上看似乎极其公正，实际上破坏法度就包含在其中了。因此圣明的君主不看重琐碎细密的案件，必定要求严惩凶恶狡猾的奏劾，那么危害政事的奸邪，自然就被铲除了。创建功业的大事，在于建立教化、制定制度，使遗留的风范维系人心，留下的功业匡扶幼主，后世凭借这些，即使君主昏庸国家仍能清明，即使君主愚昧国家仍显明智，这才值得崇尚。至于修饰官署，以及各种工程劳役，常常是过于奢侈，不怕做不成，这些是将来不需要陛下操心也能自行完成的事情。如今耗费精力去做不必要的事，从而损害了赖以立国的根本，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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