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汉章帝建初元年至元和元年
汉章帝建初元年（丙子年，公元76年）
春天，正月，皇帝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三州开仓赈济饥民。章帝询问司徒鲍昱：“怎样才能消除旱灾，恢复正常？”鲍昱回答说：“陛下刚登上帝位，即使有失误，也不至于导致天象异常。臣以前担任汝南太守时，负责审理楚王刘英谋反案，被关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并非所有人都犯了该判的罪。大案一起，冤屈的人往往超过一半。另外，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死后孤魂无人祭祀。应该让所有被流放的人返回家园，解除禁令，使生者和死者各得其所。这样，祥和之气就可以招致了。”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上书说：“近来朝廷北征匈奴，西开西域三十六国，百姓连年服役，转运粮饷费用浩繁；愁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留心体察。”章帝将他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第五伦也同意杨终的意见。但牟融、鲍昱都认为：“孝子不改变父亲的主张。征伐匈奴，屯戍西域，是先帝（明帝）制定的国策，不应该改变。”杨终再次上书说：“秦朝修筑长城，工程浩大；胡亥没有改变政策，终于失去了天下。所以孝元皇帝放弃了珠崖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不会为了边远蛮夷之地而损害中原的利益。鲁文公拆毁了泉台，《春秋》讽刺他说：‘先祖建造了它，自己却毁掉它，不如不住它罢了。’因为泉台对百姓并无妨害。鲁襄公建立三军（三卿各领一军），鲁昭公废除了它，君子称赞他恢复了古制，认为不废除就会有害于百姓。如今在伊吾的屯戍，在楼兰的驻军，长久未能撤回，这不是天意啊。”章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正月二十三日（丙寅），章帝下诏说：“各郡国二千石（郡守、国相）要努力鼓励百姓从事农桑生产。除非是死罪，其他案件都等到秋后审理。有关部门要审慎地选拔官员，提拔温和善良之士，罢免贪婪奸猾之徒，顺应时令节气，清理冤狱。”当时沿袭明帝永平年间的旧制，吏政崇尚严厉苛刻，尚书处理案件，大多偏向从重处罚。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章帝新近即位，应该改革前代的严苛风气，便上书说：“臣听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僭越，刑罚不滥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奖赏过度也不滥用刑罚。以往断案严明，是为了威慑惩治奸恶；奸恶既已平定，就应以宽和来辅政。陛下即位以来，一直遵循这个原则，多次下诏要求群臣，提倡宽和的政治，但有关部门未能完全奉行，仍然崇尚严苛。断案的人急于追求酷刑逼供的痛苦，执法者热衷于罗织诬陷欺罔的条文，有的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政事犹如调理琴瑟，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会崩断。陛下应该推崇先王之道，清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杖的惩罚以保全众生，推广崇高的恩德以顺应天心。”章帝深深采纳了陈宠的意见，处理政务总是力求宽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各路兵马在柳中会合，进攻车师国，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多人。北匈奴惊慌逃走，车师国再次投降汉朝。此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返回；耿恭部下军吏范羌当时也在军中，坚决请求去迎接耿恭。众将领不敢前往，便分出二千士兵给范羌，从山北去接耿恭，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军队勉强到达。城中夜里听到兵马声，以为是匈奴兵来了，大为惊慌。范羌远远喊道：“我是范羌，汉朝派军队来迎接校尉！”城中的人都高呼万岁。打开城门，大家互相拥抱哭泣。第二天，便一同返回。匈奴兵追击，汉军边战边走。官兵一向饥饿困乏，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三月抵达玉门关时，只剩下十三人，衣服鞋袜都穿破了，面容憔悴枯槁。中郎将郑众为耿恭等人安排沐浴更衣，并上书说：“耿恭以孤军坚守孤城，面对匈奴数万大军，连月累年，心力耗尽。他凿山打井，煮食弓弩，前后杀伤敌人数以千计，始终保全了忠勇，没有给大汉带来耻辱，应该赐给他显贵的爵位，以激励将帅。”耿恭到达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章帝下诏，全部撤销戊校尉、己校尉和西域都护的官职，并征召班超回国。班超准备动身返回，疏勒全国一片忧虑恐慌；其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我们必定会被龟兹再次消灭，实在不忍心看着汉使离去！”于是拔刀自杀。班超回到于窴国，国王侯爵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说：“我们依靠汉使如同父母，实在不能离去啊！”他们互相抱着班超的马腿，使班超无法前进。班超也想实现自己本来的志向，于是又返回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并与尉头国联合起兵。班超逮捕斩杀了反叛者，打败尉头国，杀死六百多人，疏勒重新安定下来。
四月十九日（甲寅），山阳郡、东平国（山平应为东平之误）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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