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南方某县的田埂上还浮着薄霜。
晨雾未散,县衙门前却早已围满了人。
一张新贴的布告墨迹未干,纸角被风掀动,像在无声地颤栗。
村民们指指点点,神色复杂——有人愤然啐了一口:“官府又来搞什么名堂?”也有人眯着眼念出声来:“愿试者领种十升,不愿者亦可持旧种来换……这算哪门子章程?”
这不是赈灾,不是征役,却是比刀剑更锋利的东西——一场关于“活法”的选择。
新稻种,名为“云籼六号”,据农事司称,亩产可达旧种两倍,只需精细管理、勤于灌溉。
可老农们不信。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十年,哪年不是靠天吃饭?
如今突然跳出个“高产精耕”,听着就像骗人交租的新由头。
三日后,风波悄起。
村东头那片荒废多年的晒谷场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支起了席子,摆上沙盘、木尺、陶罐,还有一堆小石子。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褐,却站得笔直,声音清亮:“诸位叔伯,我算过了——若用新种,按此节奏引水三次,排水两次,辅以草木灰拌土,九成把握增产三成以上!”
围观者起初哄笑:“毛头小子懂什么?”可那少年不恼,反而搬出去年雨水记录、土壤干湿对比图,甚至拿出了从县学借来的《识学·变量推演》残卷,一条条拆解:“你们怕的是失败,但真正的风险,是连试都不敢试。”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有人蹲下身,伸手拨弄沙盘上的水流轨迹;有老农掏出烟斗敲了敲:“你说排水两次,那要是雨来得早呢?”少年立刻答:“那就变二次为一次,补施速肥——变量调整,预案先行。”这话听着陌生,却又莫名让人信服。
消息传到京城时,正值早朝。
户部郎中兴奋上奏:“南方试点初见成效,民心可用,宜加大推广!”言罢满眼期待地望向龙座。
萧玦静坐如渊,玄袍无风自动。
他缓缓抬眼,目光掠过群臣,最终落在殿外那一线微光上,良久,只吐出一句:“禁止任何官员介入此类争执。”
满殿愕然。
“陛下!此乃利国利民之举,岂能放任百姓自乱阵脚?”礼部尚书急声劝谏。
萧玦却轻轻摇头,唇边竟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他们不是自乱,是在学会思考。若连种什么都要别人定,那活着,也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
他提笔写下朱批,仅八字,却重若千钧:
让他们自己吵出最适合的活法。
圣旨传下,如风过林海,无声浸润。
接下来的日子,那个少年的“田头推演席”越办越大。
有人带来自家田亩图纸,请他测算最优插秧密度;有妇人抱着账本,算起换种后的口粮盈亏;更有私塾先生带着学生前来观摩,当场命题:“论新旧之争中的成本与信念”。
争吵从未停止——支持新种的说“效率至上”,坚守旧法的喊“稳字当先”。
可怪的是,骂归骂,谁也没动手,反倒越吵越明白。
半年后秋收,全县产量竟反超邻郡三成。
更令人意外的是,原先势同水火的两派农户,竟自发结成了“轮作互助组”:新种户出技术,旧种户出经验,春耕共商方案,秋收共享仓廪。
连县令去视察时,都听见田埂上传来争论声:“你家那块地偏沙,明年该轮休一年!”“行啊,但我得先看你的土质分析图!”
史官执笔记下这一幕,沉吟片刻,落下一语:
是年无一人提识夫人,然处处皆其影。
千里之外,大雪山驿站旧址,唯余半圈石基,埋于荒草之间。
白砚缓步而至,风雪已停,天地寂静如初。
他席地而坐,从怀中取出一方泛黄的宫绢——那是苏识生前最后留下的信物。
背面是她亲笔写下的问题,字迹娟秀却锋利:
“如果世界是个剧本,打破第四面墙的人,能不能改写结局?”
他凝视良久,忽然笑了。
手指蘸雪,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郑重写下四个字:此处我在。
然后,缓缓抹去。
风起,雪舞,地面复归平整,仿佛从未有人来过。
他抬起头,望向远方苍茫山脊,心中澄明如镜。
她没有留下教义,没有立下宗门,甚至连名字都被刻意淡去。
但她留下了一种能力——质疑的勇气,推演的思维,对“为什么”的执着追问。
如今,这能力已在千万人心中扎根,开花于市井,结果于田野。
这才是真正的“识学”。
他缓缓起身,不再回头。
脚步踏过冻土,走向北方尽头。
衣袖轻摆,最后一缕炭香随呼吸融入天地,如同她当年在灯下低语时的气息。
风过无痕,思想却已燎原。
数月后,东海之滨,浪涛拍岸。
白砚行至一处旧礁,立身浪尖。
海风如昔,渔火零星,唯不见那盏曾照亮黑夜的竹灯,和灯下总爱咬着桂花糕傻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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