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不仅知道渠道，还提供了如此具体、可操作的接头方式和暗号！
这绝不是泛泛的“听说”，而是表明他要么与这个网络有较深联系，要么就是通过某种极其可靠的途径获取了这些信息。
他将这些信息以这种近乎“丢包”的方式告诉王建国，是一种冒险的示好？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探？或者，两者兼有？
王建国的大脑飞速运转。
去，还是不去？
去，意味着他将正式踏入那个灰色地带，与“老鬼”背后的网络产生直接接触。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可能被监控，可能被敲诈，可能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沈墨利用或陷害。
不去，当然最安全。
但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沈墨递过来的、可能是唯一一次建立某种“特殊”联系的机会，也放弃了尽快修好收音机、解决那个小麻烦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让沈墨觉得他胆小、不可用，从而失去这个潜在的、有价值的信息源和技术外脑。
权衡利弊，王建国认为，风险可控，值得一试。
关键在于如何操作。
他绝不能亲自出面。
马三是最好的人选，但需要一套更周密的说辞和安排，既要确保马三的安全和忠诚，又要避免任何线索指向自己。
他找了个借口，下班后再次去了马三家。
这次，他更加谨慎，确认周围无人注意后，才将沈墨提供的信息，以“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透露的渠道”为名，告诉了马三，并反复叮嘱：
“三儿，你明天抽空，去东四‘益民信托商店’，找柜台后面穿蓝布褂、戴套袖的老赵。就说是‘西四老白’介绍来的，想找6AK5电子管和0.047的瓷片电容，各要两个。他开什么价，只要不离谱，就答应，用这个。”
王建国递给马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二十块钱和两包“大前门”香烟——这是他能拿出的、不引人注目的“硬通货”和润滑剂。
“东西拿到手，立刻离开，别多问，别多待。回来直接把东西给我，别让任何人看见。记住，万一有什么不对，或者那人问东问西，你就说听错了，走错了，马上走，东西不要了。安全第一！”
马三接过布包，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能感觉到这件事的不同寻常。
“王哥，你放心，我知道轻重。保证把事情办妥，不出岔子。”
第二天一整天，王建国在部里都有些心神不宁，表面却看不出丝毫异样。
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只是偶尔，目光会掠过资料室的方向，或者沈墨那间狭小办公室紧闭的门。
下午快下班时，马三的身影出现在部委大院门口，向门卫说了什么，门卫往王建国办公室的方向指了指。
王建国心里一紧，但立刻镇定下来，对同事说了声“好像家里有点事”，便快步走了出去。
在门口一个僻静的角落，马三看到王建国，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又带着点兴奋的神情，迅速将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小包塞到王建国手里，低声道：
“办成了！建国哥，那个老赵，听到‘西四老白’，眼神就变了，也没多问，收了钱和烟，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纸包给我，就是这东西。我瞅了一眼，没错，是电子管和电容。”
王建国接过纸包，捏了捏，感受着里面元件的硬物感，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没人注意你吧？老赵还说什么了？”
“没有，店里就他一个人，还有个打盹的老头。老赵收了东西，就说了句‘拿好’，又低头摆弄他的破收音机去了，跟没事人一样。”
马三回忆道。
“好，辛苦了，三儿。这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别提，包括你爸妈。”
王建国郑重叮嘱。
“明白！”
拿着那包来之不易的配件，王建国没有立刻回办公室，而是绕到部里后院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仔细检查了一遍纸包。里面确实是两个崭新的6AK5电子管和几个标着0.047μF的瓷片电容，品相完好。
他将配件重新包好，塞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夹层，这才平复了一下心情，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王建国“偶然”得知总务科有个老师傅年轻时在无线电修理铺干过，便以“处里领导关心大家学习，催着修收音机”为名，请那位老师傅帮忙看看。
老师傅看到王建国拿出的、品相完好的“崭新”配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连声说“这可是好东西，现在哪儿找去”！
在王建国的暗示下，老师傅心领神会，没有多问配件的来源，只说是“王处长神通广大搞来的”，便专心致志地修理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那台沉寂多日的美多牌收音机，重新发出了清晰、洪亮的声音。
正在播放的是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激昂的旋律回荡在资料室里。
老管理员激动得眼眶都湿了，拉着王建国的手不住道谢。其他来查资料的同事也纷纷夸赞王处长“有办法”、“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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