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城的北门外，往日里用于冲锋的开阔地，此刻已被纵横交错的壕沟覆盖。士兵们挥着铁锹，将壕沟挖得又深又宽，沟底铺满碎石，沟沿堆起沙袋，沙袋后每隔五步就架起一挺多管步枪——这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死守。徐州城内，工兵团的士兵们正在加固城墙，他们将旧砖拆下来，换上新烧制的青砖，墙根处浇筑上工造司的水泥，连城门都用铁皮包裹起来，活像一只缩起爪子的刺猬。复国军的旗帜依旧在城头飘扬，却没了往日的张扬，多了几分沉稳的坚韧。
扩大军事会议在济宁府衙的正厅举行，桌案上摊着作战地图、伤亡账本与后勤报表，气氛肃穆得连呼吸都显得小心翼翼。赵罗坐在主位，后背的伤还没好，却没靠椅背，脊背挺得笔直。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听汇报，而是率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今天不开作战会，开反思会。济宁之战的惨胜，是我的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错。”
将领们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惊讶。赵虎张了张嘴，想说话，却被赵罗摆手拦住：“我先说。之前我们打了几场胜仗，就觉得清军不堪一击，满脑子都是‘速胜’，想一口气拿下山东，却忘了我们的根基有多浅。铁石山的老兵死了三百多，弹药打光，瘟疫扩散，后方矿场被劫——这些不是偶然，是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忽略了最该守住的东西。”
他拿起桌上的后勤报表，指着上面的运输记录：“从真定到徐州，三百多里路，粮食运输损耗三成，弹药因颠簸损坏两成，这不是民夫不够，是我们的运输体系根本没跟上。我们只顾着往前冲，却没想着把粮道、军械库这些‘后路’铺扎实，就像没扎根的树，风一吹就倒。”
“还有组织和民心。” 赵罗看向陈秀才，语气带着自责，“新占的济宁、兖州，我们刚拿下就推行均田，可基层官吏不够，连土地都没统计清楚，反而引起士绅恐慌，百姓也没真正安稳下来。军队扩张太快，新兵没来得及训练就上了战场，老兵死一个少一个，部队的战斗力怎么可能不滑坡？”
厅内一片沉默，将领们垂着头，没人反驳——赵罗说的，正是他们心里隐约察觉到却不愿承认的问题。赵虎攥着拳头，低声道：“大都督，我也有错，之前总想着打硬仗，没考虑后勤能不能跟上，济宁冲锋时，我不该让士兵们硬拼。” 张锐也跟着开口：“水师没能打通运河的运输线，让粮草卡在半道，我有责任。”
赵罗摇摇头，目光扫过众人：“错了就改，不用推诿。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歪了的方向拧回来——从今天起，全军放弃全面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所有精力放在内部整顿上。” 他顿了顿，拿起一支炭笔，在地图上圈出济宁与徐州两座城：“我们就守这两处，像钉子一样扎在这里，先把根基扎牢，再谈其他。”
话音落，他宣布了四项铁令，每一项都直指要害：
“第一，后勤整顿。赵伯山，你立刻回真定府，全权负责后方后勤。一是疏通运河，让水师的运输船能直达济宁，在沿途的沧州、德州设中转站，派士兵守卫；二是扩大骡马队，从民间收购健壮的骡马，给运输队配足防雨的油布和修车的工具；三是盯着铁石山矿场，让工匠们尽快修复冶炼作坊，铁矿一天都不能停。” 赵伯山站起身，重重点头：“大都督放心，我就是把真定的家底掏空，也得把后勤理顺。”
“第二，防疫攻坚。成立‘防疫营’，我亲自兼任营长。所有确诊病患集中到城西的空宅，用高墙围住，不许任何人进出；病患的衣物、被褥全部焚烧，接触过病患的医护兵必须隔离三日；全军上下，无论官兵，必须喝开水、勤洗手，军营里每天用石灰消毒；让医疗营的老医官牵头，用黄连、艾草熬制汤药，全军服用，哪怕是苦药，也得喝下去。” 说到这里，他看向军医官：“缺药材就找郑芝龙买，哪怕多花些煤炭，也得把瘟疫压下去。”
“第三，全军整训。赵虎，你负责这件事。把各营的老兵集中起来，组成‘教习队’，给新兵教战术——不是教怎么冲锋，是教怎么躲炮火、怎么挖战壕、怎么在缺弹时用刺刀拼杀；每次训练后都要复盘，把济宁之战的教训一条条列出来，改成战术手册；还有，轻骑兵营别再想着正面冲，重点练侦察、袭扰，保住我们的粮道就行。” 赵虎眼神亮了起来，挺直腰杆应下：“保证把新兵练出样子！”
“第四，新占区稳民心。陈秀才，你带行政署的人去济宁、兖州各县，暂缓均田，先给百姓分点粮食，把之前被清军抢走的耕牛、农具找回来还给农户；对士绅，只要不反抗，就暂时不动他们的土地，等我们站稳了再慢慢调整；在各村设‘议事会’，让百姓自己选代表，有问题直接找我们反映——民心稳了，我们守在这里才有底气。” 陈秀才连忙记下，补充道：“我还会让讲习所的教员去村里讲课，不说均田，就说复国军怎么打清军、怎么护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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