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低气压。他召见了分管工业的孙副省长、省经贸委和体改办的负责人，闭门谈了整个上午。我送材料进去时，能清晰地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凝重。
中午，其他领导陆续离开，周省长独自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院子里那几棵在秋风中萧瑟的梧桐树，背影显得有些疲惫。
“致远，”他没有回头，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昨天我回来前，门口是不是不太平静？”
我心里一紧，知道纺织厂工人请愿的事终究没瞒住，也没想瞒。我放下需要签批的文件，简洁而客观地汇报了那天的情况，重点描述了刘大军师傅等人的困境，以及那叠沉甸甸的联名材料。
周省长静静地听着，直到我说完，他才缓缓转过身，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底深处藏着一抹沉重的忧虑。“半年发不出工资……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这是我们很多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国企工人，现在过的日子。”他走到办公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北京这次开会，主题就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是对的，是大势所趋。可是……”
他顿了一下，目光锐利地看向我：“可是，阵痛啊，致远。改革的阵痛，最终都压在了这些最普通的工人身上。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谈论‘剥离不良资产’、‘减员增效’、‘转换经营机制’，这些词汇很精准，很宏观。但落到具体的一个个工人、一个个家庭头上，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省长，我下去了解了一下，像市纺织厂这样的情况，在市里不是个例。光是市属国企里，明里暗里拖欠工资的，就有七八家。工人们情绪很大，处理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
“问题已经摆在这里了。”周省长坐回椅子，揉了揉太阳穴，“孙副省长的意思是，市里要负起主体责任，省里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核心是推动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甚至……做好破产清算的准备。”
我心里咯噔一下。破产清算？那意味着像刘师傅这样的几千工人将彻底失去工作和依靠。这阵痛，未免太剧烈了些。
“省长，这条路……会不会太激进了？”我忍不住问道，“几千工人一下子推向社会，安置补偿需要巨额资金，市财政恐怕难以承受。而且，社会稳定的压力……”
周省长摆了摆手，打断了我：“你说的这些，会上都讨论过了。两难啊！不改革，企业是死路一条，财政会被彻底拖垮，最终工人还是没饭吃。改革，眼下这一关就难过。这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他拿起一份文件，是省经贸委提交的关于选取部分困难国企作为改革试点的方案。“阵痛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这痛楚减轻一些，缩短一些。致远，你记一下。”
我立刻拿出笔记本。
“第一，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给市政府发一个督办函，要求他们立即成立纺织厂问题专项工作组，摸清家底，稳定职工情绪，优先想办法筹措资金，补发一部分基本生活费，绝不能让人饿肚子！告诉他们，稳定是第一位的前提！”
“第二，你以我的名义，给省劳动厅、省总工会打个电话，请他们介入，重点调研纺织厂等几家特困企业的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培训问题，拿出一套可行的预案来。要未雨绸缪。”
“第三，”他沉吟了一下，“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可以适度放开一些口子，吸引有实力的民营资本甚至外资参与国企改制。但是，”他语气骤然严厉起来，“一定要规范操作，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谁要敢在这个问题上打马虎眼，中饱私囊，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我飞快地记录着，心里明白，周省长这是在努力寻找一条平衡之路，既推进改革，又尽力兜住民生底线。
“致远，你准备一下，下午跟我去一趟纺织厂。”周省长最后说道。
我愣了一下：“省长，那边职工情绪还不稳定，您直接去……”
“怕什么？”周省长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外套，“工人师傅们要见领导，反映问题，我现在就去见他们。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改革的阵痛，我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不能光让下面的人去承受，也得亲自去感受感受。”
下午，车队没有通知市里，直接开进了市纺织厂。厂区一片破败，机器沉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衰朽的气息。得到消息的厂领导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迎接，脸色煞白。
周省长没进会议室，直接让厂领导带着去了车间。空旷的车间里，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在维护设备，看到省长进来，都围了过来，眼神里充满了期盼、怀疑和焦虑。
周省长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走到一台织布机前，用手摸了摸上面落满的灰尘，然后转身对围过来的工人们大声说：“老师傅们，工友们，我是周汝信。对不起，省政府的工作没做好，让大家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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