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等待”是心态的磨砺,那么“修改”就是文字的修行,是林致远在政策研究室必须掌握的另一项核心技能。这份技能,远不止是纠正错别字和调整语序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分寸、火候和意图的精密舞蹈。
我的“修改”课,主要导师依然是张主任。
经历了报告风波和周副秘书长的意外介入后,张主任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把我当作一个需要时时敲打、不懂规矩的愣头青。他似乎意识到,这个年轻人背后,或许有他未曾察觉的潜力和际遇。因此,他在指导我修改文件时,变得更加细致,也更有耐心——当然,那种根深蒂固的谨慎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丝毫未变。
这天,处里接到任务,需要起草一份关于“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通知稿,初稿由我执笔。
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没有急于下笔,而是先花了大量时间查阅中央和省委近期的相关文件精神,收集整理了省内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案例数据。动笔时,我刻意避免了过于尖锐的措辞和指向性过于明确的批评,力求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委婉地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
初稿完成后,我自觉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妥”,便信心满满地交给了张主任审阅。
张主任接过稿子,照例戴上他的老花镜,拿起红笔,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他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偶尔因为鼻腔不通畅而发出的轻微吸气声。我坐在他对面,心情有些忐忑,又有些期待。
他看得很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在斟酌。红笔不时落下,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精准地进行着切割、缝合和重塑。
“这里,”他点了点稿纸上一段关于“破除隐性壁垒”的论述,“‘隐性壁垒’这个词,太敏感,太直接。改成‘消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这样更中性,更稳妥。”
我点了点头,心里默默记下。从“隐性壁垒”到“不合理门槛和限制”,攻击性确实减弱了,但意思似乎也模糊了一些。
又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另一段我引用某地因审批繁琐导致企业外迁的案例:“这个例子,有具体指向,容易引起对号入座。删掉。换成‘部分地区在行政审批效率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这样的概括性表述。”
我张了张嘴,想说明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但看到张主任不容置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案例删掉了,论证的力量似乎也削弱了几分。
他继续修改着。将我写的“严厉查处各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中的“严厉”二字圈掉,改为“依法”;将“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中的“切实”改为“努力”;将一些带有强烈祈使语气的“必须”、“要坚决”等词语,大多改成了“应”、“可”、“鼓励”等更具弹性的表述。
我看着那份原本带着我思考和温度的初稿,在张主任的红笔下,一点点褪去了锋芒,变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也……似乎失去了些许灵魂。
“主任,”我终于忍不住,指着一段关于简化审批流程的具体建议问道,“这些措施都是外地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得明确具体一点呢?这样下面执行起来也更有依据啊。”
张主任从镜片上方看了我一眼,放下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腩上,开始了他的“教学时间”。
“致远啊,你要明白,我们起草的文件,是发给全省各级各部门看的。”他语气平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洞察,“下面情况千差万别,你写得过于具体,万一不符合某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执行不了,怎么办?那不是打我们自己的脸吗?或者,你写的措施触及了某些部门的利益,引起反弹,怎么办?”
他拿起那份被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抖了抖:“我们现在这样写,‘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方向指明了,原则给出了,具体怎么做,让下面自己去探索,去细化。这样,既体现了我们的工作导向,又给下面留出了空间,避免了矛盾。这才是领导艺术,也是文件能够顺利下发、得以执行的关键。”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很多时候,文件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没说什么;不在于它命令了什么,而在于它暗示了什么。你要学会在字里行间留白,给执行者留出解读和操作的空间。”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张主任说的有他的道理,这是一种基于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智慧。但这种“智慧”的背后,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回避矛盾、模糊责任的倾向呢?
“那……如果下面因为文件不够具体,而选择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呢?”我提出了另一个担忧。
“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张主任语气果断,“我们的文件,把方向指明了,把原则规定了,如果他们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好,督查、考核的时候,我们就有依据。但如果我们的文件本身就有漏洞,被人抓住了把柄,那责任就在我们起草部门了。所以,文件的严密性、稳妥性,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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