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逐渐消化王伯年老师的开导，心态趋于平复，准备按照新的策略“迂回”前进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在我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天下午，我正埋首于一份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背景资料整理，办公桌上的内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随手拿起听筒：“喂，您好，政策研究室综合处。”
“是林致远同志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而陌生的男声。
“我是，您哪位？”
“我是周副秘书长办公室的秘书小刘。副秘书长想请你现在过来一趟，了解一下之前你提交的那份关于清河县调研报告的一些具体情况。”
周副秘书长？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握着听筒的手瞬间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周汝信副秘书长！他怎么会知道那份报告？张主任不是说……就当没交过吗？
一股混杂着紧张、期待、还有一丝不安的情绪瞬间攫住了我。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好的，刘秘书，我马上过去。”
放下电话，我愣了几秒钟，才猛地站起身。旁边的老张投来询问的目光，我低声说了句：“周副秘书长叫我过去一下。”老张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我整理了一下有些皱巴巴的衬衫，深吸几口气，尽量平复狂跳的心脏，然后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走在通往省委办公楼那条熟悉的林荫道上，我的心情复杂难言。周副秘书长是省里分管农业和政策的领导，位高权重，也是我内心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他的突然召见，是因为那份报告触怒了他？还是……另有原因？
来到周副秘书长办公室外间，刘秘书——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精明干练的年轻人——已经等在门口。他对我微微点头，低声道：“副秘书长在里面，你直接进去吧。”
我道了声谢，轻轻敲了敲里间那扇厚重的木门。
“请进。”一个温和而略带沙哑的声音传来。
我推门而入。周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比张主任的要宽敞明亮许多，但陈设同样简洁。靠墙是一排高大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类书籍和文件。周副秘书长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里拿着的，赫然是我那份《关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的原始报告！
他听到动静，抬起头，从镜片上方看向我，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林致远同志吧？坐。”
“周秘书长好。”我恭敬地欠身，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他对面坐下，身体不自觉的有些僵硬。
周副秘书长放下报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但并不让人感到压迫。
“这份报告，是你写的？”他开口问道，声音平缓。
“是的，秘书长。是我上次去清河县调研后写的。”我如实回答。
“嗯。”他点了点头，手指在报告封面上轻轻敲了敲，“报告我看了。写得……很详细，也很敢写。”
我的心提了起来。“很敢写”这三个字，是褒是贬？
他没有等我回应，继续问道：“里面提到的这些数据，比如农民负担占收入的比例，还有那个叫……狗娃的孩子辍学的情况，都核实过了吗？”
“核实过了！”我立刻挺直了腰板，语气肯定，“数据是我走访了三个行政村，抽样五十户农户后计算出来的。狗娃的情况也是我亲眼所见，还和他的父亲、村支书都核实过。”提到这些具体的情况，我的语气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激动。
周副秘书长静静地听着，脸上依旧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他沉吟了片刻，才缓缓说道：“基层的情况，确实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要复杂，也……要艰难得多。你能深入下去，看到这些问题，并且有勇气把它写出来，这一点，很好。”
我愣住了，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很好？张主任可是把这报告批得一无是处啊！
看到我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周副秘书长微微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理解，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怎么？觉得很意外？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这种报告不合时宜，容易‘影响稳定’？”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不该把张主任的话说出来。
周副秘书长摆了摆手，似乎并不需要我的答案：“下面有下面的难处，有他们的考虑角度，这很正常。怕担责任，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心态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这怕那，就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面对，都不敢反映，那我们制定政策依据什么？靠想象吗？靠下面报上来那些四平八稳、歌功颂德的材料吗？”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敲打在我的心上。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鼻子有些发酸。这么多天来的委屈、迷茫和压抑，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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