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几乎无眠。老陈那本沉甸甸的“账本”和那些欲言又止的话,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旋转。天刚蒙蒙亮,我就爬了起来,山坳村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显得静谧而压抑。老陈早已起身,正蹲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林干部,起这么早?”他看见我,站起身,用脚碾灭了烟头。
“陈支书,我想趁着早上,再多走走,多看看。”我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脑中的混沌,“特别是您昨天提到的那些……摊派,具体是怎么个收法?”
老陈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在权衡。最终,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低声道:“那你跟我来,别声张。”
他没有带我往村里走,反而领着我绕过几处屋舍,朝着村后头那片山坡地走去。晨雾尚未散尽,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坡地上,已经有不少早起的村民在劳作。看到老陈和我,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那眼神里有好奇,有漠然,但更多的,是一种深藏的、不易察觉的戒备。
老陈走到一个正在费力地用锄头刨着板结土地的老汉身边,喊了一声:“老耿头。”
那老汉抬起头,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汗水顺着深深的沟壑往下流。他看了看老陈,又看了看我,没说话,只是用搭在脖子上的汗巾擦了把脸。
“这是省里来的林干部,下来了解情况的。”老陈介绍道,语气尽量放得平和。
老耿头“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又低下头继续刨地,动作机械而沉重。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质贫瘠,夹杂着不少砂石。“老人家,这地……不好种吧?”
“唉,就这命。”老耿头头也不抬,声音闷闷的。
“去年的收成,够交上面的吗?”我试探着问。
他刨地的动作顿了一下,终于再次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嘲讽:“交?咋不够?不够卖血也得交啊!”
这话像针一样扎人。老陈在一旁叹了口气,插话道:“老耿头,跟林干部说说,去年光那‘灭鼠费’,你家几口人?交了多少钱?”
“五口人,一人五块,二十五。”老耿头回答得很快,数字清晰得让人心惊,可见这笔支出在他心里的分量。“还有那‘道路集资’,一人二十,一百块。‘教育附加’,娃娃上学另算,家里按人头又摊了十五……林林总总,名目多哩,记不清了。”
“这些钱,都是谁来收?怎么收?”我追问,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还能有谁?”老耿头用下巴朝村子的方向点了点,“村上的干部呗。到时间了就上门,拿着本子,挨家挨户。有钱给钱,没钱……”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没钱就拿东西抵,粮食、鸡鸭,都行。再不行,就说要从以后的卖粮款里扣。”
“不能不交吗?”这话问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幼稚。
果然,老耿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咧了咧嘴,露出稀疏发黄的牙齿:“不交?谁敢不交?不交就是拖全村的后腿,就是破坏生产建设。轻的,村里的大喇叭点名批评,重的……娃娃上学、家里办个事,处处给你使绊子。咱平头老百姓,惹不起。”
他旁边一个正在捡石头的中年汉子忍不住插嘴,语气带着愤懑:“最气人的是那些‘自愿’捐的!修个庙要捐,唱个戏要捐,连上面来了领导视察,都要我们‘自愿’出钱搞卫生、摆花盆!谁他娘的自愿了?可那捐款名单就贴在村口,谁捐了多少,白纸黑字,捐少了脸上无光,不捐?那就成了落后分子!”
“就是!”另一个正在歇息的妇女也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还有那‘保险’,说是为了咱好,防雹灾、防病虫害。可年年交钱,从来没见赔过!地里遭了灾,去找,就说达不到赔偿标准。可钱呢?早收走了!”
一时间,这片坡地上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压抑已久的怨气在晨雾中弥漫开来。那些千奇百怪的摊派名目,什么“治安联防费”、“精神文明创建费”、“报刊订阅费”(订的都是些没人看的报纸)……层出不穷,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几乎要把纸张划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三块五块、十块二十块,汇聚到一户,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汇聚到一村、一乡、一县,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受监管的资金池子。
“这些收上去的钱,有收据吗?”我抬起头问。
众人安静了一下,面面相觑。老耿头嗤笑一声:“收据?白条子都没有一张!人家手里那本子记一下就算数了。”
“那你们知道这些钱,最终用在哪儿了吗?”我又问。
这次,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以及更加复杂的眼神——那里面有无奈,有麻木,还有一丝对我这个“上面来的干部”竟然会问出这种“天真”问题的讥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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