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像个巨大的资料工厂，而我，则是流水线上最新的一颗螺丝钉。经过“说话”的洗礼后，我迎来了新的考验——独立整理一份关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专题资料汇编。
张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墙角半人高的一摞文件、内参和报刊剪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小林啊，这些是近三年相关的材料，你拿回去学习消化一下，整理个脉络出来，下周交给我。”
我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纸张，感觉呼吸都停滞了一瞬。那不仅仅是纸，那是无数次会议、调研、争论和政策的化石层。
王老师正好进来送文件，瞥了一眼那“小山”，又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我，嘴角似乎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没说话，放下文件就走了。
我把这摞“海洋”搬回自己座位的过程，引来了科室里几位老科员的注目礼。钱科长，就是上次会议上被王老师“柔和”化解了尖锐发言的那位，端着茶杯踱步过来，用杯盖轻轻拨弄了一下最上面一份已经泛黄的文件。
“哟，小林子，接了大工程啊。”他语气里带着点看热闹的揶揄，“这可是个磨人的活儿，好好干，能学到不少东西。”他说“磨人”两个字时，特意加了重音。
旁边一位姓李的女科员，平时不太爱说话，此时也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善意地提醒了一句：“小林，先做个分类，按时间或者按主题，不然容易乱。”
我连连道谢，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面对这片信息的汪洋，我该从哪里下笊篱？
最初的几天，我陷入了细节的泥沼。这份报告说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那份内参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这个专家呼吁产权改革，那个领导批示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各种观点、数据、案例互相碰撞、矛盾，看得我头昏脑胀，笔记本上记得乱七八糟，却理不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米诺斯迷宫，每个转角都是新的岔路，就是找不到那个线团。焦虑开始滋生，下班后对着那堆材料，眉头能拧成个疙瘩。
同办公室的小马比我早来一年，是个机灵又有点滑头的年轻人。他看我对着材料唉声叹气，凑过来低声道：“致远兄，犯不着这么实在。这种资料汇编，又不是让你写博士论文，上面没人会真去看那些细节。”
“那看什么？”我疑惑。
“看框架，看标题，看结论是不是‘正确’。”小马一副过来人的样子，“你找几份以前的汇编参考一下，格式套用就行。内容嘛，挑那些四平八稳、不出错的观点往里填。关键是快，别在这种事上耗太多时间，领导要的是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不是要你成为专家。”
我有些愕然。这和我理解的“整理脉络”似乎不太一样。
晚上，我去王老师家请教一个文件里的典故，顺便提起了自己的困惑和小马的建议。
王老师正在书房练毛笔字，听我说完，他悬腕写完最后一个“静”字，才放下笔，用毛巾擦着手，示意我坐下。
“小马说的，是一种做法。省时省力，不得罪人，也出不了大彩，更坏不了事。”王老师语气平和，“机关里，很多人这么做了一辈子。”
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我脸上：“但你不一样。你是周副秘书长点名要来的，肚子里有墨水，心里……大概也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吧？”
我心里一动，没敢接话。
“这片材料的海洋，对有些人来说是负担，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宝藏。”王老师指着那堆材料，“这里面，有政策的演变，有利益的博弈，有时代的脉搏。你沉下去，可能会很累，可能会迷茫，但只要你真的钻进去了，摸到里面的门道，以后再看任何问题，你的眼光、你的底气，都会不一样。”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才是政策研究室该干的事，才是你能在这里立足的根本。别学那些偷奸耍滑的‘小聪明’，那玩意儿，撑不起你将来想走的路。”
王老师的话，像一盏灯，瞬间照亮了我混乱的思绪，也让我感到了沉甸甸的重量。他对我有期待。
“我明白了，王老师。”我郑重地点点头。
回到宿舍，我重新审视那堆材料。不再把它们看作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视为一个需要解码的复杂系统。我重新制定了计划，先按时间顺序粗分，再在每个时间段内，梳理出改革派、保守派、实务派等不同流派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并标注出关键的政策节点和标志性事件。
这个过程依然枯燥，但心态变了，感觉也截然不同。我开始在看似矛盾的观点之间发现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枯燥的数据背后看到鲜活的现实图景。我甚至发现了一份被埋没在角落、由某个偏远地区政策研究室提交的调研报告，用极其朴实的语言，讲清楚了承包制在具体企业中是如何解决“磨洋工”问题的，比很多宏篇大论都来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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