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
天色是灰蒙蒙的，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汉东省会京州市的高楼大厦，仿佛一块浸了水的厚重抹布，随时可能拧出冰冷的雨水。空气湿闷，带着初冬特有的、能渗入骨缝的寒意。这样的天气，与侯亮平此刻的心境，倒是匹配得严丝合缝。
他没有选择飞机，而是订了一张返回北京的高铁票。似乎潜意识里，他觉得这种贴着大地、穿行于城镇乡村之间的方式，更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这段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汉东岁月，或者说，去舔舐那难以愈合的伤口。
行李简单得近乎寒酸。一个中等尺寸的行李箱，一个装着手提电脑和几本重要书籍的公文包，便是他在汉东几个月来的全部行囊。来的时候，他带着一腔热血和满满的斗志，走的时候，能带走的，却只有这区区几十公斤的实物，以及满心的愤懑、不甘和深不见底的困惑。
省委组织部和检察院办公厅各派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前来“协助”离岗手续，并“送行”。程序公事公办，态度客气而疏离，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既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又不至于显得过于热情而引人侧目，更避免了与这位“问题干部”有过深的牵扯。侯亮平平静地配合着所有流程，签字，交还办公室钥匙、车辆、证件……每完成一项，都感觉像是从自己身上剥离开一部分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同时也像是在确认自己失败的烙印，一个接一个，清晰而深刻。
反贪局那边，静悄悄的。没有预想中的集体送别，甚至没有几个同事露面。吕梁以需要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为由，提前打来电话，语气带着官方式的遗憾和祝愿：“亮平局长，啊不，侯局……你看，真是不巧，有个紧急会议实在走不开。祝你一路顺风，回北京后大有作为！以后常联系！” 话语冠冕堂皇，却透着一股如释重负的轻快。
侯亮平握着电话，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弧度，只回了两个字：“谢谢。”
他理解。世态炎凉，人走茶凉，本是官场常态。更何况，他侯亮平是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被离开”的，聪明人自然会选择划清界限。那些曾经对他表示过钦佩、紧跟其脚步的年轻检察官，此刻想必也在吕梁的新气象下，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方向，生怕与他这个“前朝罪臣”再有丝毫瓜葛。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无关对错，只关乎现实。
只有一个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了招待所楼下。是陈岩石。
老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色夹克，独自站在萧瑟的寒风中，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他没有上前，只是隔着十几米的距离，默默地望着正在将行李搬上检察院安排的面包车的侯亮平。他的眼神极其复杂，有关切，有同情，有惋惜，似乎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侯亮平看到了他，脚步顿了一下。他对这位老检察长的心情同样是复杂的。是陈岩石最初向他揭示了汉东冰山下的黑暗，给了他支持和鼓励；但同样，陈岩石那封基于激愤和部分被误导信息的“告状信”，无疑在客观上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是该怨恨，还是该理解？侯亮平自己也说不清。
他最终只是朝着陈岩石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陈岩石也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抬手，用力地挥了挥。那手势，沉重而苍凉，像一个时代的注脚。
侯亮平转身上了车，没有回头。车子缓缓驶出省委招待所的大门，将那座象征汉东权力核心的大院，以及大院外那个孤独的老人，一并甩在了身后。
高铁站台的冷清
京州高铁站，人流如织，熙熙攘攘。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无人会留意到一个黯然离去的失败者。
送行的面包车在出发层停下，那两位工作人员帮忙取下行李，又与侯亮平握了握手，说了几句“保重”、“后会有期”的客套话，便迅速驾车离去，消失在车流中。整个过程，高效而冷漠，如同完成了一项必须的差事。
侯亮平独自一人，拉着行李箱，背着公文包，站在喧嚣的站台上，显得格格不入。巨大的穹顶下，广播里甜美的女声播报着车次信息，来自天南地北的旅客们喧哗着、告别着、重逢着，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而这所有的热闹，都与他无关。他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影子，与周围的世界隔着一层无形的、冰冷的玻璃。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车票：京州——北京南。一张单程票，终点是他出发的地方，却再也回不到出发时的心境。
离开汉东，返回北京，返回最高检。这本该是一次载誉而归，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凯旋。他本可以带着在汉东揪出贪官、肃清流毒的政绩，意气风发地回去，接受同事的祝贺，迎接新的挑战。可现实却是，他像一名打了败仗的士兵，丢盔弃甲，伤痕累累，带着一纸“另有任用”实则等同于发配冷藏的调令，灰头土脸地回去。他几乎可以想象，回到最高检后，那些或同情、或好奇、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他将如何面对老领导的询问？如何面对昔日战友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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