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传来的无形压力与汉东本地掀起的舆论风暴，如同两只巨大的、冰冷的铁钳，一只扼住咽喉，一只箍紧心脏，从内外两个方向，将沙瑞金死死地钉在了省委一号楼那间象征着汉东最高权力的办公室里，逼入了一个自他主政汉东以来，最为凶险、近乎窒息的政治困境。他挥手让秘书出去，要求不接任何电话，不见任何访客，需要绝对的安静。偌大的空间里，此刻只剩下他一个人，以及那几乎要凝固的空气。窗外，汉东省会林城市的天空难得的湛蓝，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却丝毫无法穿透这间办公室厚重的玻璃，更驱散不了沙瑞金心头那浓得化不开的阴霾。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墙壁上那座老式挂钟钟摆规律而固执的“滴答”声，像重锤一样，一下下敲打着他已然紧绷到极致的神经，提醒着他时间的流逝和决断时刻的无情逼近。
他的目光沉重地落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桌面的左侧，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般灼烧着他视线的，是摊开着的陈岩石那封亲笔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稿纸，字迹是用传统的钢笔书写，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笔画遒劲，甚至带着一种因极度愤怒而微微颤抖的痕迹。这不仅仅是一封控告信，这是一位为汉东解放和建设流血流汗、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用他全部的信仰和忠诚发出的泣血呐喊和雷霆震怒。信中对侯亮平行为的定性，已经上升到了“封建余毒”、“背叛革命初衷”、“玷污红色江山”的政治高度。质疑这封信，就等于质疑陈岩石所代表的那段光荣历史、那种不容玷污的革命道义。这顶“对老革命不敬”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其重量足以压垮任何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生命，他沙瑞金戴不起，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尝试。
桌面的右侧，则整齐地摆放着秘书刚刚整理送来的、记录着过去十几个小时内来自京城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领导“关切”电话的简要纪要。钟小艾家族能动用的人脉和能量，确实不容小觑。这些电话来自不同的方位，语气也各有不同，有的委婉含蓄，有的直接了当，但核心意思惊人地一致：希望汉东省委能“客观、公正、稳妥”地处理侯亮平同志的问题，要“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要“有利于维护汉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些看似中立的“提醒”和“期望”，在汉东当前这种经过程度之流巧妙煽动、已经变得敏感而对立的舆论环境下，其效果无异于火上浇油。关于“侯亮平背景通天、特权护身”、“沙书记顶不住北京压力要妥协”的流言，早已像瘟疫一样在省委大院、省直机关乃至更广的范围内疯狂传播、发酵。每一道来自上面的“关切”目光，都仿佛在沙瑞金本就沉重的政治枷锁上，又加上了一道无形的镣铐。
内部的压力更是如同实质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让他感到呼吸艰难。高育良和祁同伟组成的联盟，此刻正占据着绝对的、无可指摘的主动。他们手握侯亮平违纪的“铁证”（无论这证据是如何被诱导和裁剪出来的），高高举起“程序正义”、“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几面政治正确的大旗，每一步都踩在党纪国法的理上，姿态做得十足，口号喊得震天。高育良那篇发表在党报理论版的重头文章，已经成功地为整个事件定下了不容置疑的基调；祁同伟表演性的“亲切慰问”被威胁对象刘庆祝，并通过媒体巧妙渲染，更是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依法行政、体恤民情”的光辉形象，与侯亮平的“粗暴执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有利于他们的对比。
沙瑞金甚至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昨天下午那次小范围通气会上的情景。高育良端坐在他对面，语气平和却字字千钧，引经据典，从党章谈到宪法，从中央精神谈到群众期待，将侯亮平的行为批得体无完肤，最后用一句“瑞金书记，这件事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如果我们省委不能旗帜鲜明、严肃处理，恐怕无法向汉东七千万人民交代啊！”将了他一军。而祁同伟则在一旁适时补充，从公安厅长角度强调规范执法的重要性，语气沉痛，仿佛侯亮平的行为玷污了整个汉东政法队伍的形象。其他几位原本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常委，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宣传部长等，在高、祁二人营造的强大舆论和理论攻势下，眼神中也明显流露出游移和倾向性，发言开始变得谨慎，甚至隐隐附和。沙瑞金能感觉到，那道原本围绕在他周围的、无形的权力壁垒，正在出现裂痕。如果他此刻强行力保侯亮平，不仅会立刻坐实“用人唯亲”、“包庇违纪”、“漠视程序”的指控，更可能引发汉东本地干部群体长期被压制的不满情绪的集体井喷，导致他彻底失去对汉东局面的基本掌控，成为一个被架空、令不出省委大院的书记。他沙瑞金是带着中央的重托、怀着改革汉东沉疴积弊的雄心而来的，绝不是为了在一个泥潭般的政治内斗中耗尽所有政治资本，最终灰头土脸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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