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专家，我是基层街道的，姓李。”他开口就是一股浓浓的无奈，“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话一点不假。我们现在的工作，真是压力山大。”
他开始倒苦水：“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招商引资……每项工作都重要，都实行‘一票否决’。每天一睁眼，就是报表、汇报、检查、迎检。很多政策从上面下来，出发点是好的，但到了基层，有时候条件不具备，就只能硬着头皮上，或者搞点形式主义应付过去。”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前段时间搞文明城市创建，要求沿街店铺招牌统一规格、统一颜色。这本来是好事，但有些老街，店铺情况复杂，一刀切下来，群众意见很大，我们磨破了嘴皮子去做工作，最后还是免不了被投诉，上面还批评我们工作方法简单。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另一位乡镇副书记补充道：“还有就是问责压力。现在强调问责是好事，能督促干部履职。但有时候，有点‘泛化问责’的倾向。出了任何问题，不管是不是不可抗力，先追责再说。搞得我们基层干部做事缩手缩脚，不敢创新，不敢担当，生怕‘枪打出头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思想有点抬头。我们需要的是更科学的考核和更清晰的容错机制，让我们能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这些基层干部的苦水，同样引起了专家们的深思。张炜副教授忍不住问：“李主任，您觉得造成这种压力巨大的根源是什么？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层层加码？”
李主任苦笑一下：“都有吧。上面希望尽快出政绩，压力传导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只能硬扛。有时候明知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但为了完成指标，也只能……唉。” 他再次欲言又止，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侯亮平听着这些发言，后背开始冒冷汗。他完全明白了祁同伟的伎俩。这些企业家和基层干部所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甚至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普遍面临的真实困境。祁同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编造谎言，他只是精心挑选了特定人群，引导他们只诉说“改革、反腐、加强监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绝口不提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和长远意义。他将沙瑞金主政汉东后带来的“新风”与“阵痛”巧妙地捆绑在一起，暗示乃至明示这些“阵痛”是由于省委主要领导的“激进”政策导致的。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不知不觉中被引向了一个方向：汉东需要的是稳定，是循序渐进，是体谅基层和市场的实际困难，而不是“折腾”。这无疑与专家团来之前所设想的，支持侯亮平打破阻力、深入推进反腐的预期大相径庭。
陈岩石教授期间插了几次话，试图将话题引向更深的层面，比如询问企业家在经营中是否遇到不公平竞争或权力干预，询问基层干部在拆迁补偿、项目审批等敏感环节是否感受到压力。但都被发言者巧妙地避开，或者用“大环境如此”、“按规定办事”等套话敷衍过去。那位政法委的副秘书长也会适时地插话，将话题拉回到“共克时艰”、“理解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调上。
座谈会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专家们的表情各异。吴明霞教授眉头紧锁，显然在思考这些经济层面的反馈。张炜等年轻学者脸上则带着困惑，现实的情况似乎比书本上的理论复杂和矛盾得多。陈岩石教授依旧是那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但侯亮平与他目光交汇时，能感受到老人眼中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安慰和凝重。
侯亮平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他感觉自己精心请来的“援军”，还没真正投入战斗，就被对方用一场“诉苦大会”巧妙地动摇了军心，甚至可能被带偏了研究方向。祁同伟这一手“阳谋”，利用真实的困境来包装自私的目的，简直毒辣至极！
散会后，程度快步走到会场外，打了个电话，低声汇报：“厅长，座谈会结束了，效果很好。专家们看样子是听进去了，尤其是那几个年轻的。侯亮平的脸，都快黑成锅底了。”
电话那头，祁同伟轻笑一声：“很好。让他们慢慢消化吧。现实，是最好的老师。接下来，再给他们安排点‘实地考察’，让他们亲眼看看，‘稳定’和发展，对汉东有多重要。”
侯亮平送专家团回房间休息。在电梯里，陈岩石教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亮平，沉住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侯亮平感激地点点头，但内心的无力感并未减轻。他知道，第一回合的舆论交锋，自己已经处于下风。祁同伟精心布置的这场“坦诚交流”，像一层无形的迷雾，正试图笼罩住专家团的视线，也笼罩住汉东真相的天空。而他，必须尽快找到破开这迷雾的方法。否则，钟小艾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外力，非但无法成为助力，反而可能变成压垮他的又一根稻草。形势，愈发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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