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院深处，高育良的书房，灯火通明，却静得能听见落地钟钟摆规律的“滴答”声。与祁同伟那边侧重于具体人事的运作不同，高育良的战场，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在更隐秘的舆论阵地。他深知，到了他这个层级，与沙瑞金的较量，赤裸裸的对抗是下下之策，必须用更符合身份、更具策略性的方式。
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旧书的味道。宽大的红木书桌上，摊开着稿纸，旁边是几本翻开的经典法学着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汇编。高育良没有穿正式的西装，而是一身舒适的深色中山装，鼻梁上架着老花镜，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潜心学术的教授，而非手握重权的政法委书记。
他刚刚放下笔，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仔细审阅着刚刚完成的手稿。稿纸上的字迹，是那种略带连笔、却依旧清晰有力的行楷，透着书写者的沉稳与自信。文章的标题已经拟好，用一种略显含蓄却意味深长的笔法写着：
《关于新形势下平衡反腐效率与程序正义的几点思考》
标题之下，是工整严谨的正文。高育良的嘴角，噙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这篇以内参形式准备的文章，是他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也是他对当前汉东局势的一次精妙介入。
他深知，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直接攻击反腐本身，无异于政治自杀。沙瑞金手握“尚方宝剑”，反腐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任何明面上的阻挠，都会立刻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一个既能对侯亮平的调查方式提出质疑，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理论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程序正义”。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推敲起来。文章的开篇，高育良展现出了极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站位：
“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成效卓着，深得党心民心。坚决惩治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广大纪检监察和政法战线的同志们，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成绩有目共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开宗明义，先充分肯定反腐大局。姿态要高，立场要稳。这是必要的前提，堵住任何可能被指责为“反对反腐”的漏洞。他的笔触，仿佛一位高瞻远瞩的智者，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引导人们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笔锋随即一转，进入了核心论述：
“然而，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也更加艰巨。在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我们也需更加注重策略和方法，不断提升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程序正义不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其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他将“程序正义”提升到了“法治文明程度重要标尺”的高度。接着，他开始引经据典，从西方法治思想的源流，到我党历史上强调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再到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旁征博引，层层递进，论证程序合法的极端重要性。
“任何脱离法治轨道、违背法律程序的调查行为，无论其出发点多么正义，目标多么崇高，都可能对法治的根基造成侵蚀，甚至可能产生冤假错案，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背离了我们反腐败的初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忽视程序，片面追求效率，短期内或许能见效，但从长远看，其带来的危害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这段论述，可谓绵里藏针。他通篇没有提到汉东，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案件，更没有提到侯亮平的名字。但他所描述的“脱离法治轨道、违背法律程序”、“片面追求效率”等现象，任何一个了解汉东眼下情况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想到侯亮平那种雷厉风行甚至有些“野蛮”的办案风格。
高育良继续写道，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仿佛一位忧国忧民的老臣在向君主进谏：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实现反腐效率与程序正义的平衡，关键在于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体而言，一是必须牢固树立职权法定观念，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授权履行职责，办案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于法有据，不得突破法律底线。二是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包括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律师帮助权等，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文明执法的体现。三是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四是要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检察、审判等机关的相互制约作用，防止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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