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梁父带来的短暂安定感,并未持续太久。祁同伟深知,梁家的支持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能在风雨中提供些许庇护,但也可能将他更深地捆绑在汉东旧有的权力网络之中。他真正需要攻克,或者说至少需要稳住的关键人物,是他的老师,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在汉东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上,高育良的位置极为特殊。他既是赵立春时代提拔起来的干部,与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汉东政法系统的实际掌门人,学术背景深厚,自有一套政治哲学和行事逻辑。他欣赏祁同伟的才干,却也对其过往的急功近利和与赵家过于紧密的捆绑心存芥蒂,尤其是“病休”前后祁同伟一系列反常举动,必然已引起这位心思缜密的老师的警觉。
因此,当高育良亲自登门“探病”的消息传来时,祁同伟并不意外。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师生情谊的体现,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面试,考官是高育良,考题是“祁同伟,你究竟想做什么?”
祁同伟不敢怠慢。他让梁璐简单准备了茶具和水果,自己则换上了一身更为居家的羊绒开衫,刻意营造出一种病体初愈、静心休养的氛围。书房被他整理过,书桌上摊开几本法学和政治学专着,其中一本正是高育良早年出版的《传统政法文化研究》,页脚还细心夹着书签,仿佛他近日一直在潜心研读。
高育良是在傍晚时分到的,没有带秘书,只提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他穿着合体的深色夹克,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惯常的、温和而略显疏离的笑容。
“老师,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这让我怎么敢当。”祁同伟快步迎到门口,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和感激。
“听说你病了,过来看看。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高育良将茶叶递给迎上来的梁璐,目光却如同精密仪器般,迅速扫过祁同伟的脸庞和气色,也扫过了客厅和书房的陈设。
“劳老师挂心,就是前阵子太累,心脏有些不舒服,医生让静养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祁同伟引着高育良在沙发坐下,梁璐奉上茶后,便识趣地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这对师生。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马虎不得。”高育良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姿态优雅,“尤其是我们公安战线的同志,压力大,任务重,更要懂得爱惜自己。这次病休,倒也是个机会,让你能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些问题。”
话题切入得自然而犀利。祁同伟心中凛然,知道考较已经开始。他欠了欠身,表情诚恳:“老师说的是。这次生病,躺在病床上,确实想了很多。回想自己这些年的路,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可能还是太急躁,不够成熟,让老师您失望了。”
他以退为进,主动承认“错误”,但将原因归结为“急躁”和“不成熟”,这是一种安全的自我批评,避开了具体敏感事项。
高育良不置可否,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目光平和地看着他:“哦?都想通了些什么?说来听听。” 那眼神仿佛在说,空泛的检讨就不必了,我要听点实在的。
祁同伟知道,不能再打太极了。他需要展现一些真正有分量的思考,但又不能过于惊世骇俗。略一沉吟,他决定将话题引向一个高育良必然关心,且自己能发挥信息优势的领域——李达康。
“老师,我最近也在反思我们汉东的一些发展模式。”祁同伟调整了一下坐姿,显得更为认真,“比如说,李达康书记主导的京州模式,特别是光明峰项目,声势浩大,GDP拉动效果明显,这当然是成绩。但我在想,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开发建设,会不会也埋下一些隐患?”
高育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李达康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两人在施政理念和权力格局上多有龃龉。祁同伟主动提及李达康,并且是持一种审慎乃至批判的态度,这无疑引起了高育良极大的兴趣。但他表面上依旧平静:“达康同志魄力大,执行力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你所说的隐患,指什么?”
祁同伟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他必须说得精准,既能戳中高育良对李达康的不满,又要显得客观、有见地,而非简单的挟私报复。
“老师,我认为隐患主要在几个方面。”祁同伟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社会稳定风险。像光明峰这样的大项目,涉及大规模征地拆迁,利益调整剧烈。李书记追求效率,手段往往比较……强硬。短期内或许能压住矛盾,但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群众,他们的怨气会不断累积。大风厂股权纠纷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情绪很大,我担心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
他观察着高育良的反应,见对方听得专注,便继续道:“第二,是决策风险过于集中。李书记事必躬亲,权威极重,这保证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下面的人只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一旦顶层决策出现偏差,整个系统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也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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