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晨雾还未散尽,汪氏集团位于香港中环的总部会议室已灯火通明。巨大的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邮轮披着晨光缓缓驶过,窗内定制的胡桃木长桌旁,十二位董事会成员正襟危坐。每个人面前都摊着厚达百页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透着各自的立场。主位上的汪绿萍抬手拢了拢米白色西装的袖口,指尖戴着一枚极简设计的珍珠戒指,轻叩桌面时发出沉稳的声响,目光平静却锐利地扫过众人。她鬓角的碎发被精心别在耳后,露出线条柔和的侧脸,唯有眼神里的笃定,藏着十五年执掌集团的锋芒。
作为汪氏集团的掌舵人,我还记得自己当年接手时不过三十岁,彼时父亲汪展鹏骤然离世,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外部建材市场萎缩。十五年间,她以“柔克刚”的策略整合内部资源,果断砍掉盈利微薄的传统业务,押注新能源与高端制造,硬生生将区域性企业带成跨国集团。
商界曾有人暗议“女老板撑不起大局”,如今却没人敢轻视这位总能在危机中找到生机的女性。但今天这场关于“是否扩大欧洲市场”的董事会,却罕见地出现了尖锐分歧——报告摊开的第十分钟,分管国内市场的副总裁李建国率先打破沉默,他刻意避开汪绿萍的目光,对着文件念出自己的观点。
“汪董,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李建国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指腹在“欧洲通胀数据”那页反复摩挲,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欧洲市场现在就是块‘烫手山芋’。能源危机没缓解,通胀率连续六个月超过8%,我们去年在德国设立的光伏组件分销点,利润率比国内低了整整12个点。上周我去华东考察,江苏那个新基建项目,政府承诺三年回购,保底收益率就有6%。与其把资金砸进这种不确定的市场,不如加码国内,政策托底,回款快,风险小。”他说着将一份国内项目评估报告推到桌心,封面上“稳赚不赔”四个红字格外扎眼。
他的话音刚落,分管财务的张总监立刻翻着手中的Excel表附和:“李总说得对。上个月欧洲央行又加息0.75个百分点,我们要是扩大投资,光是融资成本就要比年初高3个百分点。而且欧盟的环保法规比翻书还快,新的碳排放标准要求组件回收利用率达到95%,我们现有的生产线根本达不到,光改造就得花2个亿。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欧洲销量保持去年的增速,这笔改造费也要五年才能回本,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他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放,数字“”还停留在屏幕上。
会议室里泛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董事纷纷点头。汪绿萍没有说话,只是抬手给法务总监陈律师递了一杯刚泡好的龙井——她记得陈律师有晨起饮茶的习惯。陈律师接过茶杯,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谨:“从法律层面看,欧洲市场的风险确实突出。除了碳关税,欧盟最新出台的《外国补贴条例》对我们这种非欧盟企业很不利,一旦被认定为‘接受不当补贴’,不仅会被罚款,还可能被排除在公共采购项目之外。去年就有三家中国企业遇到这种问题,其中一家被罚了8000万欧元,项目直接黄了。”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法规解读,上面用荧光笔标出了针对中国企业的特殊条款。
“风险是有的,但机会更大。”就在这时,负责国际业务的年轻董事林浩突然站起来,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标注着“重点”的市场分析报告,封面是他在欧洲考察时拍的光伏电站照片,“大家只看到了通胀和加息,但没看到欧洲能源转型的紧迫性。俄乌冲突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涨了十倍,德国老百姓冬天都在囤电暖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是刚需。去年我们的光伏组件在欧洲销量增长60%,而且高端组件的溢价空间比国内高20%。虽然碳排放标准严,但只要我们提前布局,这道壁垒反而能把那些只想赚快钱的小企业挡在外面,变成我们的护城河。”他把照片投影到大屏幕上,一望无际的蓝色组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林总太乐观了吧?”李建国反驳道,“销量增长是因为去年能源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今年欧洲各国都在搞能源自给,德国要建核电站,法国要重启煤电,需求肯定会降。而且当地企业也在扩产,西门子上个月刚宣布投资10亿欧元建光伏工厂,我们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欧洲本土企业扩产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二十多家企业的投资计划。
“我不认为这是乐观,而是基于数据的判断。”林浩往前倾了倾身体,“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还要翻一番,这是刚性需求。德国建核电站至少要十年,法国重启煤电也过不了环保关,短期的替代方案改变不了长期趋势。当地企业扩产需要时间,西门子的工厂要2025年才能投产,而我们在光伏和储能领域的技术积累,比欧洲很多中小企业都有优势。至于需求下降,那是低端产品的需求,高端产品的市场还在扩大——去年我们的双面双玻组件在欧洲的市占率已经从5%升到了12%。”他调出市占率走势图,红色的上升曲线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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