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董事长办公室的落地玻璃前，晚霞把高耸的汪氏大厦染成金红交错的纹样。桌上那一排排合同、股权转让的文本仍旧整齐地躺着，像海面上被我习惯性排布好的航海图。门外的走廊灯光还没完全熄灭，保安的脚步声在地毯上来回回响，一切都在提醒我，这场风暴还没有真正停止。
汪远洲的父母并非普通的商业对手，他们在门口的态势却异常蛮横。随着门被推开的一刻，他们的身影映在我眼前，像两道锋利的边刃直指我的肩膀。男人的脸上带着一种刻意拔高的自信，女人则以一种高傲却不失冷静的表情站在他身后。男人开口时声音带着嘶哑的嘲讽：“汪绿萍，你一个贱女人，敢在我们汪家的地盘上摆架子？这点股权就想把事儿办成你们的戏码？”
他的话像一枚冷硬的锚，瞬间落在我心头，打断了原本平静的呼吸。我没有动，也没有抬眼，只是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在一个稳定、可控的高度：“二位一把年纪了，请你们自重，这里是董事长办公室，不是传话筒。你们若要谈，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超出界线的言辞和举动，我将请保安予以处理。”
汪远洲父母二人的脸色在灯光下愈发狰狞，仿佛我说的话像一记冷箭，直接击中了他们的自尊与底线。父亲把手按在桌沿，指着几份合同和财务报表：“你们把事情做好，我们家族的股权也需要你们给一个交代。别以为有远亲就能在这里任意摆布。”话语里带着一种试探性的威胁，像是在用血统的权威来压低对方的脊梁。
另一位则抬高声音，仿佛在为彼此之间的默契做借势：“汪家的名声可不能任由你们这群外人来损坏。你们知道后果吗？”她的语气里没有软化的余地，只有冷静的、让人不敢反驳的坚持。她的眼神在我眼前扫过，仿佛要把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放进一个放大的镜头里进行审视。
我没有回应这条线索，只让手指沿着桌面平滑地移动，像是在把桌面上对我而言极其重要的东西重新按理次序排列。李薇站在门口，目光冷静，手指轻轻敲了一下门框，像在提醒自己保持距离与克制。她的声音沉着而有力度：“请二位稍安勿躁。若真要谈，请把语气放低，先说明来意。我们可以在律师在场的前提下讨论股权安排、未来合作与风险控制，但不能接受辱骂和威胁。”
往年远洲父母两人互视一眼，仿佛彼此在棋盘上已经布好了无形的棋子。汪远洲母亲的唇角挂着一种看透一切的轻蔑，像是在嘲笑我以为能凭借一张纸、一笔股权就把事情定性。她说：“我们当然是来谈的，不过你们这些外人以为这种戏法就能把汪家的血脉牵扯进来？你们别天真了。汪家是个品牌，是道德与血脉的象征，我们要的是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而不是你们的合同和律师函能挡住的流言。”
她的话引来一阵轻微的收拾声，仿佛在提醒我，这场对话并非只是一桩商业纠纷，而是一次关于家族荣誉、血统传承和企业命运的公开演出。她继续道：“我们来得不是要打破规则，而是要让你们明白，汪氏集团的未来，必须在我们掌控的框架内推进。你们外来人再怎么会算账，也难以改变人心向背。”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审判的自信，仿佛已经确定了对方的结局。
我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回桌上的文本，心中却在暗自盘算。风暴的节奏并不在他们的口头对决之中，而是在我对这场风暴的掌控之下。我知道，任何一个字眼的波动都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而最关键的，是把对话拉回到“法制、程序、证据”这三条底线上来。于是我淡淡地说：“请二位冷静下来，我们可以把谈判放在一个公开、可追溯、依法进行的框架内。若你们坚持这种蛮横的方式，我们将只能依赖法律程序来保护公司与股东权益——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的边界。”
汪远洲父亲的声音在走廊的灯光里变得更低更沉：“你们这些人就想靠法令来给自己撑腰？你们以为只要把律师带来，事情就能翻盘吗？股权的东西，和我们汪家的命运一样，不能任意交叉。你们不过是外来的棋子，来者不拒，走者不返。”他像是在用一种“家族血脉”的话术来压低对方的立场，使得对话中的每一个字都带上了天经地义的色彩。
汪远洲母亲则更加直白，声音里有一种冷到骨子的鄙夷：“你们外姓人以为凭借你们的一纸董事长头衔就能改变一个家族的走向？这不是商业博弈，这是对我们汪家族名誉的挑战。你们最好记住，你们站在这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董事长，而是一个曾经被我们保护、被我们培养起来、现在要替我们引导方向的企业掌舵者。你们若敢越界，我们就让媒体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让整个行业都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把戏。”
他们的话像一阵刺骨的冷风，从走廊吹进来，穿透了办公室的玻璃、 стены、甚至我的皮肤。我的呼吸没有改变，心脏的跳动也没有加快——这些年在风暴来临时练就的沉着让我知道，最危险的不是他们的言辞，而是我因为情绪失控而给对方留下的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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