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周方怀明显顿了一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透过听筒传来，格外清晰。“汪董啊，你这提议来得正好，却也不巧。”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尾音拖得很长，“这几天市工商联那边快被民企老板们踏破门槛了，半数以上都在反映试点的事，说你们汪氏把标准抬得太高，他们快顶不住了。”
我握着话筒走到窗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玻璃。市一中操场上，穿着蓝白校服的孩子们正围着篮球架奔跑，欢呼声像一串清脆的风铃，顺着和煦的春风飘进办公室。“他们是觉得汪氏搞特殊化，抢了资源？”
“不止是特殊化。” 周方怀重重叹了口气，听筒里传来他喝水的声音，“有家做机械加工的老板，姓刘，昨天堵在我办公室门口快哭了。说你们汪氏的政策一出来，他厂里的员工当天就集体找他谈子女入学的事。他年营收才两千万，刨去成本利润不到两百万，哪拿得出钱建幼儿园、设教育基金？可要是不回应，几个跟着他干了八年的技术骨干，已经在打听你们汪氏的招聘信息了。”
我沉默片刻，目光越过操场，落在远处城东研发基地的塔吊上，那里的钢材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周局长，刘老板的难处我懂，但这事不能只看表面。汪氏搞试点，从来不是为了‘抬高标准’，而是想撕开一个口子 —— 让大家看到，员工的安居难题，不是企业独自扛的重担，更不是只能靠‘砸钱’解决的死局。”
手指轻轻叩了叩玻璃，我继续说道：“您想过吗？刘老板的技术骨干要跳槽，表面是奔着汪氏的入学政策，本质是奔着‘企业能解决后顾之忧’的安全感。要是全市的民企都陷在‘要么扛不住成本，要么留不住人’的死循环里，最终受影响的，是整个城市的产业根基。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他们留不住人，咱们市的制造业、服务业哪来的活力？”
周方怀那边没了声音，只有笔尖偶尔划过纸张的轻响，想来是在琢磨我的话。
“所以您说的‘不巧’，在我看来反而是‘契机’。” 我的语气不自觉地加重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民企老板们慌了，说明他们在乎员工，也想把企业做好 —— 这就有了抱团解决问题的基础。汪氏的试点不是‘标杆’，是‘样品’，咱们得让大家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花多少钱’，而是‘找对方法’。”
“找对方法？” 周方怀的声音里透着疑惑，“汪董有什么想法？”
“您别急。” 我转身走回办公桌，指尖落在那份员工子女入学台账上，“汪氏能谈成试点，靠的从来不是‘财大气粗’。我们给教育局算过两笔账：一笔是人才账 —— 城东研发基地能带来两千个高端岗位，这些人才的子女入学解决了，项目才能快落地，未来五年能给市里贡献近十亿税收；另一笔是资源账 —— 我们的技术团队帮学校升级智慧教室，研发人员开科普讲座，这些软实力是教育局花钱都难买到的。”
我顿了顿，刻意放慢语速：“中小企业缺的不是诚意，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跟政策对接的渠道。刘老板的机械厂，能不能帮学校检修实验室的设备？做餐饮的老板，能不能承接学校的营养配餐？这些都是教育系统的刚需，比单纯捐钱更可持续。要是把全市民企的资源整合起来，按行业分工对接学校需求，再由汪氏和工商联牵头跟教育局谈，这不就把‘单个企业的难题’变成了‘城市发展的合力’？”
听筒里传来周方怀恍然大悟的轻呼：“汪董这是想搭个平台啊！把民企的资源、学校的需求、政策的空间串起来？”
“正是这个意思。” 我笑了笑，语气里多了几分释然，“汪氏愿意牵头做这件事 —— 我们出对接团队，整理各行业资源清单，甚至可以开放我们的智慧教室方案给其他企业参考。等框架搭起来，刘老板这样的中小企业，只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出份力，就能享受到集体谈判的红利。到时候没人会觉得汪氏在‘搞特殊’，反而会明白，这是大家一起为员工、为城市做的实事。”
周方怀的笑声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明显的轻松：“汪董啊，还是你眼界宽！我刚才还在愁怎么安抚那些老板，现在看来，这事儿能做成更大的文章。你这格局，确实配得上汪氏的体量。”
“您过奖了。” 我看向窗外，马赫的儿子正和同学追着足球跑，身影轻快得像只小鸟，“做企业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员工的根扎在城市里，企业的根才能扎得稳。汪氏今天帮同行搭平台，既是帮大家解困，也是在为自己的上下游产业链稳根基 —— 毕竟，没有哪个企业能在孤立的生态里活得长久。”
“汪董事长，你说得很好！” 周方怀的声音里满是赞同，“那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我这边先跟市领导汇报，你那边也尽快和工商联对接，咱们争取下周就开个协调会，把这盘棋下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