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聒噪得能掀翻屋顶，六月的日头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空气里飘着焦灼的热气，混着墙角泥土被晒裂的干腥味，吸一口都觉得喉咙发紧。
潘瑕把最后一页皱巴巴的复习题纸塞进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腹蹭过书包边缘磨起的毛边。
那是她爸传下来的旧书包，边角都补过两次补丁，里面还塞着半块硬邦邦的玉米饼，是她的午饭。
她太清楚这场高考意味着什么了，清楚得夜里常常惊醒，手心全是冷汗。
考上，就能拿着烫金的录取通知书，彻底离开这个巴掌大的小镇，去大城市读大学、吃商品粮，每月有固定的粮票和补助，再也不用跟着父母在菜地里起早贪黑，顶着烈日浇菜、摘菜，晒得皮肤黝黑。
再也不用听邻居大婶们凑在一块儿嚼舌根，说什么“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是嫁人，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得她耳朵发烫。
考不上，等待她的就是和镇上其他姑娘一样的命运——被父母托人介绍，找个附近国营工厂的工人嫁了，白天在缝纫机前踩一天料子，指尖被针扎得满是小窟窿，晚上回家做饭、带孩子，一辈子就困在这柴米油盐里，一眼就能看到头，连挣脱的力气都没有。
同桌的胳膊轻轻碰了碰她，指尖带着点冰凉的汗，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慌乱：
“潘瑕，你说咱们能考上不？我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梦见答题卡没涂完，监考老师催着收卷，我急得直哭。”
潘瑕勉强扯出个笑，嘴角的肌肉都有些僵硬，声音压得很低，连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别想太多，把会做的题都做对就行，咱们都复习这么久了。”
话是这么说，可她心里的石头比谁都重，压得她喘不过气。
每晚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床板一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生怕吵到隔壁的父母，她脑子里全是公式、单词和文言文，连做梦都在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时候背到半夜，突然惊醒，以为考试铃响了，慌得伸手去摸桌上的复习资料。
她知道，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她跳出泥坑的唯一跳板，半点都不能松懈，哪怕累得眼睛发酸、手指握笔握得发麻，也只能咬着牙坚持，连喝口水的功夫都觉得浪费。
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另一个姑娘也在为同一场考试拼尽全力，半点不敢松懈。
吕晓筠坐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后背靠着冰凉的土墙，借着夕阳最后一点余晖刷题，膝盖上垫着一块磨得发亮的木板，边缘都被磨得圆润，那是她用了三年的“书桌”，木板上还刻着歪歪扭扭的公式，是她平时随手记上去的。
她所在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因煤炭闻名全国，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矿场，运煤的卡车轰隆作响，煤灰飘得满天都是，可这份“泼天的富裕”，半点都没轮到她所在的小山村。
村子藏在郏县的深山里，土路上全是坑洼，下雨天一踩就陷进泥里，拔都拔不出来，鞋子上沾的泥能有半斤重；晴天一刮风，尘土飞扬，迷得人睁不开眼睛。
但没人敢小瞧这个无名小村，因为它隶属于一个全国闻名的公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
这名字长到能让第一次听说的人惊掉下巴，在当年全国无数公社里独树一帜，念一遍都得喘口气。
更特别的是，这名字是伟人亲笔题写的，村口的青石碑上刻着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红漆都有些脱落，却依旧醒目，每次路过，吕晓筠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敬畏，连脚步都放轻了些。
村里的老人常坐在石碑旁的老槐树下，摇着蒲扇，给孩子们讲这名字背后的故事，语气里满是自豪：
“这名字可不是随便起的，背后藏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荣光，是咱们穷人翻身的见证！”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运动刚结束，贫下中农终于翻了身，手里攥着属于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摆脱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的困境，集体经营的模式很快在农村铺开，家家户户都积极响应，盼着能多打粮食，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1954年初，郏县邱庄村的9个农业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又吸收了30多户农民的临时互助组，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先锋一社。
合作社的牌子挂在村头的土坯房上，红漆写的字，风吹日晒，却依旧鲜艳。
合作社刚成立那会儿，势头特别足，社员们个个干劲十足，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天黑了才回家，连饭都顾不上吃。
没多久，合作社就发展成了有100多户人家的大社，人气越来越旺。
当年秋天，玉米、高粱大丰收，金黄的玉米棒子挂满了屋檐，高粱红得像火，平均每亩能产85到90公斤，比社外的田地增产三成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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