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高考恢复正式消息的前半个月，袁琪就从上海来的同乡嘴里，扒到了高考即将重启的小道消息。
那一刻，她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又怕又盼，两种情绪在心底翻江倒海。
怕的是，自己中学四年就有一年在学工学农，基础本就薄弱，又在农场摸爬滚打一年多，书本早就丢得差不多，根本不是那些一直没断过学习的人的对手。
可盼的是，这是她逃离农场、改写命运的唯一机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她也舍不得放手。
没等正式消息落地，袁琪的复习就已经悄悄开始了。
她不敢声张，怕被人笑话自不量力，更怕有人嫉妒捣乱，只能趁着收工后的深夜，在草棚里偷偷发力。
早在这一年9月，袁琪回上海休假时，就把同乡传抄来的《大学考题》翻得卷了边、磨破了页角，连封皮都用粗布缝了又缝，《政治考试题》更是做了一遍又一遍，错题本写得密密麻麻，上面用红笔标注的重点，都被她摸得发了黑。
那时候的上海，高考的风声已经悄悄传开，市面上流传着不少油印、铅印的高考题汇编，文科理科一应俱全，内容从新中国第一次高考一直收录到1965年，字迹有的模糊不清，有的油墨晕染，却成了所有考生疯抢的宝贝。
袁琪省吃俭用，把平时攒下的几毛钱津贴全都拿了出来，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才买了好几本，白天揣在怀里，晚上就着煤油灯的光，一页一页地啃，哪怕熬到眼皮打架，也舍不得放下。
袁琪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场考试的竞争有多惨烈，是听回上海探亲归来的农友李建国说的。
那家伙一回到农场，就扯着大嗓门咋咋呼呼，脸涨得通红，语气里满是震撼：
“我的个乖乖！你们是不知道，上海的学习气氛浓得吓人！书店里的练习簿、笔记本全被抢空了，我跑遍了三个区的五家书店，连一张空白稿纸都没买到，全是备考的知青和学生！”
“我的天，那竞争得有多激烈啊！”
旁边一个知青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语气里满是忐忑。
他们都知道，高考停了整整十一年，全国积下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渴望改变命运的考生，这简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李建国叹了口气，蹲在地上，随手拔了根狗尾巴草，又猛地站起身，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可不是嘛！咱们星火农场就有两万多知青，谁不想考？谁不想抓住这个机会，逃离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回城里上大学、过好日子？不过也好！这次高考是真公平，凭自己的本事说话，没有好爸爸没关系，不用开后门、不用请客送礼，更不用搞什么群众推荐、领导评议，改变命运，全靠自己的笔杆子！”
这话，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所有知青的心坎里。大家纷纷点头，脸上的忐忑里，多了几分坚定。
是啊，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能不靠关系、不靠背景，凭自己的本事争取未来，就算再难，也要拼一把！
正因为想考的人实在太多，场里就定了个土政策：
先在本场进行初试，两门科目平均30分以上，才算合格，才能拿到正式的准考证。对于这个规定，没人反对，也没人抵制，大家都心服口服——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凭实力说话，最公平！
为了拿到这张通往希望的“入场券”，袁琪拼了。
这一年11月13日上午，袁琪所在的连队，迎来了这场至关重要的“高考资格赛”。
考场没设在正规教室，而是定在了连队对岸的场染化厂食堂，几张掉漆的木饭桌拼在一起就是考桌，板凳是清一色的长条凳，坐上去硌得慌，食堂里还飘着淡淡的染料味和油烟味，风从破旧的窗户灌进来，吹得试卷哗哗作响。
这场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题量不算大，一个上午就能考完。但对袁琪来说，这每一道题，都关乎着她的未来。
她早就做足了准备。
每天收工后，别人都躺在草棚里闲聊、休息，她就躲在草棚的角落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复习，有时候学到后半夜，眼皮沉重得快要粘在一起，就用凉水洗把脸，冻得浑身打颤，也逼着自己清醒过来，硬是把初中到高中的知识点，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又一遍，错题本写了一本又一本。
所以，面对这场“模拟考”，袁琪心里还算有底。
拿到数学卷，她快速扫了一眼，一共10道题，代数和几何各占一半，凭着这几个月的复习底子，她顺利算出了8道题，剩下两道几何题，她皱着眉算了半天，脑子像一团乱麻，实在没头绪，只能咬着牙空着，心里暗暗祈祷，千万不要影响平均分。
语文卷倒是她的强项，一共五部分：
划分句子成份、修改病句、找成语中的错别字、翻译古文和分析文章。
这些知识点，她早就烂熟于心，笔尖在试卷上飞快滑动，做得又快又顺，连犹豫都没犹豫，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语文卷答完了，还反复检查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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