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来形容恢复高考对人内心的冲击，可以说毫不夸张。
“‘四人棒’搞的那一套，连信都不会写的人都能去读大学，岂能搞四个现代化？今年这个办法好，择优录取，谁优秀谁上大学，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保证了。”
“推荐”招生严重阻碍招贤纳才，把一切“出身不好”的青年，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被污蔑为“走资派”的老干部的子女，都排斥在高校大门之外。
而这一年的高考制度，给这些本来没有任何希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在百色进行的试点工作很顺利，试点工作组的工作做得细致而深入，他们根据恢复高考所需要的各种步骤，主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步骤来部署试点工作。
真正面临压力和冲击的是刘永强和教育部的两个人员。
他们要获取社会对恢复高考的真实反应。百色试点的每一步的工作进展都要形成简报及时上报到教育部，教育部再根据百色的情况，将工作办法总结，下发到全国各地，对全国各地的高考进行指导。
整个社会失望了11年，忽然有了高考机会，大家都没有准备，因此工作组首先看社会各方面对恢复高考有哪些思想反映，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宣传小组就必须要深入到村、寨里，到一个个公社、生产队去搞动员做宣传，做思想工作。
有的地方远，社员白天还要劳动，黄定秋和工作队成员们就夜里去，打着手电筒讲恢复高考政策。
他们不管到哪，群众都踊跃得很，都说考试的办法好，这样才能考出真本事、选出好人才。
只是老母猪打架——光动嘴可不行，工作组下乡的目的不是只想听好话的，而是要发现问题的。
工作组确实也发现了问题，招生对象主要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十年不摸课本了，怎么报名，怎么考啊？
这些都是未知的。
对于恢复的高考制度具体是什么、考什么内容、怎么准备，招生对象不清楚，基层教育部门不清楚，这就导致大家对高考的热情不高。还有，工作组了解到，很多年轻人担心报名的时候怕有些领导限制他们不让报。
其实，跟这些相比起来，难以攻破的思想坚冰才是工作组最大的障碍。
宣传发动时发现，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有的老贫农担心，“照这样搞法，会出现只看分数，不看阶级的偏向。”好多人是走资派、地主、资本家这些“黑五类”的小孩，以前招工农兵学员时讲家庭成分，这些影响力依然很强悍。
比如他爷爷是地主，到了他这一代还要填地主。好在这次的高考制度高瞻远瞩，早早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强调“主要看本人表现，爱国进步”。单列的几条政审标准，挽救了大批青年的命运。
工作组碰到好多这样的考生，他们不太想考，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工作组马上派工作队员去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报名。
还有一些人也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在基层通不过政审，工作组做了基层的工作后，让他们成功报了名。
解决了报名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如何组织复习的问题。
从得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到考试，才一个多月，百色试点的时间就更短，又该如何组织复习呢？
好多考生都是插队知青，他们多少年不沾书本了，何况农村的书籍本来就是“奢侈品”。
要找一些资料帮助他们复习，组织辅导、备考小组的老师们都找到废品站去了，把那些当废纸卖的课本搜罗回来。新华书店的旧课本也因此被卖得一空。
考生都不知考些什么，工作组大体上参照“文革”前的高考，弄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发给考生们。
在出题目方面，每科的试题有3位老师来出，出题的人以中学教师为主，也有大学的老师。
命题老师们天天讨论，试题难度究竟怎么把握？
有人提议题目要求比高中稍难一点，“因为是试点，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难了会打击人们对高考的信心，太容易了又选不出人才”。
工作组不放心，他们把一个个村、一个个大队十个八个考生集中起来复习，出些题给他们做，看他们答到什么程度。
出辅测试题以初中课程为标准，大家答一遍，这个程度就掌握了。出太浅了，小学文化也能上大学，那不行的；出太深，大家考零分，也不行。
这样以来，工作组便有了谱儿，正式考试出的题，也是以初中为标准，难度偏中下。
命题难度之所以以初中为标准，这是现实考量。
1971年全教会定的调是“初中文化程度就可以上大学”，这个极左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77年恢复高考。
不过，就算考的是初中的知识点，众考生的分数也是很不理想。
一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四五十名考生的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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