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厅很快下达了详细的命题计划，明确第一周为命题期：先敲定题目框架，再搭建足量题库。
消息一宣布，小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先前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有几句关于命题原则的讨论，也都言简意赅，直奔主题。
孙天义和组员们都憋着一股劲，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高考停考11年，多少年轻人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张试卷上，稍有差错，就可能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
孙天义趴在桌上，眉头紧锁，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涂涂改改，脑子里反复琢磨着每一个知识点：基础题要占多少比例？阅读理解选什么题材才能兼顾城乡学生？作文题该如何设计，既贴合时代又能让学生有话可说？
张启明教授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推敲语法题，时不时用红笔圈出可疑之处，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个时态题太偏了，农村孩子可能没学过，得改！”
王芳老师则专注于完形填空，手里的单词手册被翻得卷了边，反复筛选着适合的词汇，确保难度适中。李建国和赵建军凑在一起讨论听力题，两人压低声音模拟着发音，生怕打扰到其他人。
整个命题过程安静得可怕，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连喝水都尽量轻手轻脚。孙天义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手心也被铅笔攥得发潮。
他想起自己下放时，那些白天扛锄头、晚上躲在煤油灯下看书的年轻人，他们眼里对知识的渴望，像一束光，支撑着他此刻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每个人都身心俱疲。有天夜里，孙天义睡得正香，突然梦见自己出的英语试卷里，两个核心单词拼错了！眼看着印好的试卷一箱箱被送往考场，考生们拿着错误的试卷满脸茫然，他急得满头大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胸口剧烈起伏，后背的汗衫都湿透了。
“孙老师，怎么了？”上铺的李建国被他惊醒，压低声音问。
孙天义喘着粗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没事没事，做了个噩梦，梦见题目出错了。”
“嗨，我也天天做这种梦！”李建国叹了口气，“昨天夜里我梦见作文题漏了一个关键字，吓得差点喊出声来。”
两人的对话惊醒了其他组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在为命题的事焦虑。张启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多核对几遍，把风险降到最低，才能对得起孩子们的期待。”
从那天起，大家养成了反复核对的习惯。每道题出完，先自己检查三遍，再交给其他组员交叉审核，最后由张启明教授统一把关。
孙天义负责的阅读理解题，光是选材就换了五六个版本，从新闻报道到散文片段，反复斟酌，确保既考察能力又不脱离学生的认知范围。
一周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最后一道题核对完毕，孙天义把试卷初稿整理好，用曲别针别整齐，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伸了个懒腰，感觉胳膊都僵硬了，可看着那厚厚的一摞题目，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是他们五个人用心血浇灌出的希望。
交题那天，教育厅的工作人员来取试卷，反复强调：“命题期间的保密规定还要坚持，各科命题组之间不能接触，也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孙天义等人郑重点头，他们知道，保密是命题工作的生命线，半点马虎不得。
第二周，试卷印制工作正式启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承印试卷的竟然是一家印制钞票的工厂！
“我的天，这保密级别也太高了！”赵建军忍不住小声惊叹。孙天义和另外两位老师被派去监印，出发前，领导特意叮嘱：“制版、印刷全程必须在场，用过的胶板、印错的废页，要当场监督销毁，不能留半点痕迹！”
工厂里戒备森严，进出都要出示证件，车间更是层层把关。印刷工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骨干，穿着统一的工装，神情严肃地忙碌着。孙天义等人被安排在车间角落的观察位，手里拿着记录册，眼睛紧紧盯着印刷机的每一个环节。
印刷机“轰隆轰隆”地运转着，一张张雪白的纸张变成印满试题的试卷，整齐地堆叠起来。孙天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出现任何纰漏。
有一次，一台印刷机突然卡纸，几张印废的试卷被吐了出来，他立刻上前，亲手把废页收集起来，交给工厂的安保人员，看着它们被投入销毁炉，才松了口气。
工人们实行三班倒，孙天义等人也跟着轮班，白天黑夜连轴转。刚开始，大家还很拘谨，后来渐渐和工人们熟悉了。车间主任老王是个爽朗的汉子，休息时会给他们讲印制钞票的趣事：“我们印钞票，差一毫米都不行，你们这高考试卷，比钞票还金贵！”
孙天义笑着回应：“是啊，这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孩子的未来，可不敢马虎。”他从老王那里学到了很多印刷知识，知道了如何辨别纸张的好坏，如何检查印刷的清晰度，这些实用的知识，让他对监印工作更有把握。
有天夜里，轮到孙天义值夜班，车间里只剩下机器的轰鸣声。老王给了他一杯热茶：“孙老师，辛苦啦！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为国家选拔人才，比我们还累。”
孙天义接过茶杯，心里暖暖的，看着车间里忙碌的工人，他觉得，这场高考命题工作，就像一场接力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力奔跑。
一周后，所有试卷终于印制完成，装箱密封，由专人押运送往各地考场。看着满载试卷的车辆驶离工厂，孙天义长长地舒了口气，监印期间的疲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回到驻地，离高考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这成了大家难得的空闲时光。
白天，孙天义会坐在房间里，拿出那本中型英汉词典，继续他的翻译工作。这种珍惜时间的习惯，是他下放时养成的——那时候，白天劳动累得浑身散架，晚上就借着煤油灯的光翻译书籍，是文字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其他老师也各有各的消遣：张启明教授喜欢在院子里散步，手里拿着报纸，时不时和路过的同志讨论时事；王芳老师和几位女老师凑在一起织毛衣，聊着家常；李建国和赵建军则喜欢坐在飞机场旁边，看着飞机起飞降落，嘴里还念叨着：“啥时候能坐上飞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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