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会拿着自家分到的猪肠，去找爱吃猪肠的人家，换一些猪肝回来，双方都高高兴兴的，各取所需。
但在生产队公开分配的猪肉中，大家公认肥肉，也就是肥膘，才是最好的东西！
因为肥肉可以切成小块，放进大铁锅里，用柴火慢慢熬炼，熬出香喷喷的猪大油。
熬好的猪油冷却后，会凝结成雪白的固体，存放在陶瓷罐里，可以吃上很长一段时间。
平时炒菜、做饭的时候，挖一勺猪油放进锅里，猪油融化后，香味瞬间就出来了，炒出来的菜也格外香，连拌米饭都好吃。
这也是为什么社员们每次去供销社买肉，都要早早地去——去晚了，货架上就只剩下瘦肉了，根本抢不到肥肉。
虽然按规定，肥肉的价格比瘦肉要贵一些，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肥肉提供的油脂和热量，是金贵的“营养粮食”，能让家人吃得更饱、更有劲儿，所以远比瘦肉更受社员们青睐。
若是家底稍微厚实些的人家，或者家里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口粮自然也宽裕些的农户，一年里要是能养出两头以上的肥猪，按公社的规定，从第二头猪起，就必须整头卖给公家，也就是供销社。
这种交售，农户只能收到卖猪的钱款，却不会得到宝贵的肉票。
在那个年代，肉票可比钱金贵多了——钱再多，没有肉票也买不到平价肉，只能买价格更高的议价肉，普通人家根本舍不得。
所以，很多农户宁愿少养一头猪，也想多留一头，能分到些肉票，让家人多吃几顿肉。
因此，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看一户人家一年到头能不能吃上足够多的猪肉，能不能做上几串熏腊肉挂在灶头，往往就成了判定他家日子是否过得殷实、是否让人羡慕的重要标志。
熊建国看着乡亲们分到猪肉后脸上洋溢的笑容，听着院子里热闹的谈笑声，心里也暖暖的——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顿肉，更是乡亲们对一年辛劳的犒劳，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多数社员一年到头的日子里，饭桌上难见半点荤腥，唯有在杀年猪或过年这两个特殊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肉，把肚里的馋虫好好安抚一番。
说来也怪，一到盛夏时节，正是农村“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最忙最累、社员们顶着烈日在田里弯腰劳作、体力消耗最大的当口，按说最需要油水补充能量，可灶台上的肉碗却总是空空如也——不是不想吃，是实在没肉可吃。
开春杀的猪早就吃完了，新养的猪还没长大，只能靠着咸菜、豆腐下饭，硬撑过这段苦日子。
大塘寨自古就奉行着“有福同享” 的朴素哲学，用当时公社干部常说的话来讲，就是 “大团结主义”。
寨子里但凡谁家有了喜事，比如娶媳妇、生娃娃，或是像杀年猪这样的大事，必定是“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无论老少贫富，绝不让一个人落了单。
哪怕家里条件再差，主人家也会匀出一口肉、一杯酒，让乡亲们都沾沾喜气。
那日，熊建国跟着几个年轻社员从供销社交完猪肉回来，刚走到村口，就远远瞧见大队院子里热闹非凡，七八张方桌沿着墙根摆开，桌腿底下还垫着石头，防止桌子摇晃。
乡邻们有的搬着小板凳，有的直接坐在门槛上，生产队干部和他们这些知青也都围坐在桌前，说说笑笑，热闹得像赶大集。
再看桌上，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大盆的红烧肉油光发亮，整块的五花肉炖得软烂，颤巍巍地堆成小山，筷子一戳就能扎进去。
旁边的盘子里还摆着炒猪肝、卤猪耳，连平时难得一见、不掺半点红薯干和杂粮的雪白大米饭，都满满地盛在粗瓷碗里，冒着热气。
大伙儿手里端着粗陶酒杯，喝着大队自酿的苦荞酒，酒液带着淡淡的麦香，辣中带甜。
一张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因为酒意和喜悦都泛着红光，笑声、说话声、酒杯碰撞声在院子里回荡，连院墙上的麻雀都被这热闹劲儿惊得扑棱棱飞走了。
这是熊建国下乡以来吃的第一顿杀猪饭，那丰盛的菜肴、热闹的场面，还有乡亲们的热情，让他记了一辈子，后来哪怕在城里吃了再多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这顿猪肉饭的香。
酒足饭饱后，客人们打着饱嗝，三三两两地告辞。有人手里拎着用稻草捆好的肉块——那是主人家特意给带回去的，让家里老人孩子也尝尝鲜。
有人端着盛满猪油的粗瓷碗，碗沿还沾着油星子，小心翼翼地护着，生怕洒出来。
熊建国也帮着收拾碗筷，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把杯盘狼藉的桌椅搬到墙角，他心里还惦记着剩下的肉，悄悄溜进灶房一看——好家伙，大盆里只剩下几块碎肉和一层油汤，蒸笼里的米饭也见了底，几乎没剩下什么能吃的了。
他忍不住笑了，心想这乡亲们是真能吃，也是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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