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那个红包，是在腊月二十七的傍晚。
那天我从县城的工地结了工钱往家赶，手里攥着用报纸包了三层的现金，指节都捏得发白。回家的路要走一段盘山公路，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太阳就沉到山背后去了，冷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针扎。
摩托车骑到半山腰时，我看见路边的护栏上挂着个红包。红色的纸壳子，上面印着烫金的“福”字，边角有点磨损，被风吹得晃悠，在灰蒙蒙的天色里特别扎眼。
我放慢车速，心里犯嘀咕。这荒山野岭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谁会把红包挂在护栏上？再说快过年了，红包都是给小孩的，哪有随便扔在路边的道理。我本想直接开过去，可眼睛总忍不住往那个红包上瞟，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挠——万一里面有钱呢？说不定是哪个司机不小心掉的。
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支起脚架，往护栏走。雪粒子落在脖子里，凉得我一缩。红包用根红绳系着，挂在护栏的铁钩子上，我伸手一摸，里面硬邦邦的，好像裹着东西。我左右看了看，公路上没别的车，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呜呜”声，像有人在哭。
“管他呢，先拿了再说。”我解开红绳，把红包揣进棉袄内兜，刚要转身，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像是树枝断裂的声音。我回头看，树林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棵光秃秃的树干，影子歪歪扭扭的，像站着的人。
我心里发毛，赶紧骑上摩托车往家赶。一路上，内兜的红包硌着胸口，凉丝丝的，不像纸壳子该有的温度。我摸了摸，红包还是硬的，可刚才明明没这么凉，好像揣了块冰。
到家时，我妈正在厨房包饺子，看见我回来，赶紧接过我手里的包：“怎么才到？路上没出事吧？”我把路上捡红包的事跟她说了，我妈脸色一下子变了，手里的饺子皮掉在案板上：“你疯了？路边的红包能随便捡吗？那是给死人的！”
我愣了：“给死人的？”
“前几年村西头的老李，就是捡了路边的红包，没过三天就没了。”我妈拉着我的手，声音都在抖，“那红包是‘路祭’用的，给过路的野鬼烧的，里面裹的不是钱，是纸灰！你赶紧拿出来扔了，再烧点纸钱赔罪，不然要招东西的！”
我赶紧掏内兜，可摸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棉袄内兜是空的，那个红包不见了。“怎么会没有？”我翻遍了所有口袋，连摩托车的储物箱都看了，还是没找到，“我明明揣在兜里的，怎么不见了？”
我妈急得直跺脚，拉着我去堂屋，点了三炷香插在香炉里，又烧了叠纸钱：“老祖宗保佑，我家小子不懂事，捡了不该捡的东西，您千万别怪他，这就给您送回去。”纸钱烧起来，烟飘得满屋都是，呛得我直咳嗽，可心里还是慌，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当天晚上，我就出事了。
我跟我哥睡一个屋，半夜里，我被冻醒了。屋里的窗户关得好好的，可就是冷，像开了空调的制冷模式。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床头站着个人，穿件黑色的棉袄，戴着顶旧棉帽，背对着我，看不清脸。
“谁啊？”我以为是我哥起夜，可话音刚落，那个人慢慢转了过来。他的脸是青的，嘴唇乌紫，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嘴角还往下淌着水，像是冻住的鼻涕。
我吓得大喊，想爬起来，可身子像被钉在炕上，动不了。那个人慢慢伸出手，手里拿着个红包，正是我白天捡的那个，红色的纸壳子，烫金的“福”字，边角磨损。他把红包递到我面前，声音像含着冰：“我的红包，你怎么不拿？”
“别过来！”我拼命挣扎，可一点用都没有。那个人的手碰到我的脸，凉得像冰，我感觉自己的体温在往下掉，意识也开始模糊。就在这时，我哥突然翻了个身，大喊一声：“谁啊？大半夜的不睡觉！”
那个人一下子就不见了，屋里的冷意也消失了。我浑身是汗，喘着粗气，我哥坐起来，揉着眼睛：“你咋了？喊啥呢？”我把刚才的事跟他说，他皱着眉：“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屋里就咱俩，哪有别人？”
我掀开被子，看见床头的炕沿上，放着个红包，正是那个“路祭”红包。红色的纸壳子上，沾着几滴水珠，像是刚才那个人淌的水。我哥拿起红包，打开一看，里面裹着的不是钱，是灰色的纸灰，还有几根头发，黑黢黢的，缠在纸灰里。
我哥的脸一下子白了，把红包扔在地上，赶紧去喊我妈。我妈进来一看，拿起红包就往门外跑，扔在院子里的火堆里，又烧了好多纸钱：“你这孩子，怎么就招上了？这东西跟着你回来了！”
火堆里的红包烧起来，发出“滋滋”的声音，不像纸烧的声音，倒像塑料。我站在门口，看着火堆里的火苗，总觉得那火苗的影子像个人，在火堆里晃悠，好像在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做噩梦。梦里，那个青脸的人总拿着红包站在我床头，问我为什么不拿他的红包。每次醒来，我都浑身是汗，屋里的温度也比别的地方低。我妈找了村里的神婆，神婆看了看我，说我捡的红包是“勾魂包”，里面裹的是死者的生辰八字，谁捡了，谁就成了死者的“替身”，过了年三十，就要被勾走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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