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五月初十，汴京城外，南郊祭坛。
时近仲夏，辰时刚过，日头便已显露出灼人的威力。然而，与这份炎热相比，更令人心头沉重的是那自河北一路南下、不断传来的噩耗。
祭坛四周，卤簿仪仗肃穆陈列，文武百官身着祭服，按品级垂手而立。空气中弥漫着的，并非汴京本地的旱焦之气，而是一种源于远方灾情的、无声的压抑。每个人都清楚，今日这场仪式，为的是那千里之外、正饱受煎熬的北地军民。
皇帝赵顼，身着十二章纹衮服，通天冠下的面容年轻却凝重。他一步步登上高高的祭坛台阶，脚下的青石被晒得温热。
他并非感受着开封的“干旱”，而是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河北龟裂的土地上，眼前浮现的是奏报中“河水断流、井泉枯竭”的惨状，是流民即将南下的隐忧。他的沉重，来自一份超越地域的帝王责任。
向皇后跟随其后，凤冠霞帔，神色端庄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忧戚。她所忧者，亦是北方的子民。
吉时到，钟磬悠扬，雅乐庄重。
赵顼站定于祭坛中央，展开祷文。他目光扫过台下群臣，扫过远方看不见的河北山川，深吸一口气，声音清朗而沉痛，开始了他的祷告：
“嗣天子臣顼，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只：
伏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人君代天理物，当敬天勤民。今臣承祖宗之基业，膺兆民之付托，夙夜惕厉，未尝宁处。
然北地河北，自去冬徂夏，愆阳为虐。雨泽愆期，千里焦土！臣虽居九重，然奏报频传，字字惊心：
河流涸竭，禾黍尽枯，黎元阻饥，嗷嗷待哺！斯民何罪，罹此凶灾？ 此皆臣否德，上干天和，政令有阙，下殃黔首。抚心自问，战惧涕零！”
他的声音蕴含着真挚的痛切，这痛切并非源于身处的汴京，而是与遥远北方的苦难紧密相连。他稍作停顿，让那份沉重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继而宣告朝廷的努力：
“臣不敢坐视，已减膳撤乐，誓与民同俭；不敢惜费，正发廪蠲租，急解倒悬之困。咨尔百工，各修厥职。恤刑狱，罢非急之力役，思与臣工，共图消弭。”
最后，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决绝的恳求：
“伏望昊天上帝、厚土神只，垂矜鉴之慈，降甘霖于北地！苏彼处之苗稼，慰倒悬之民心。若政失其道，愿降灾于朕躬；若民有遗孽，请移咎于眇身。 但使河北甘霖普降，百谷用成，臣虽殒越，亦无所恨！”
“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俯伏以待！呜呼！哀哉！尚飨！”
三跪九叩，大礼完成。
仪式结束时，天空依旧湛蓝，汴京的日头依旧热烈。没有奇迹发生。
但这场祷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求雨”本身。它是一次政治的宣告，一次人心的凝聚。
它告诉天下，尤其是告诉河北的军民：朝廷没有忘记你们，皇帝正在为你们向上天祈求。它更告诉所有的臣子：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需同心协力。
赵顼走下祭坛，衮服内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他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仪式更为艰巨的现实挑战
——如何将祷文中的誓言，变成实实在在能送到灾民手中的粮食，和能挡住西夏铁骑的坚固城防。祷雨，只是这场硬仗的序幕。
熙宁元年五月十五，紫宸殿。
南郊祷雨的肃穆气氛尚未完全消散，一场预料之中却又格外棘手的外交风波，已随着西夏使团的抵达，正式摆在了大宋君臣的面前。
赵顼端坐于御座之上，面色平静，但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的凝重。
他手中把玩着一份由馆伴使（负责接待外使的官员）呈上的西夏国书副本。国书的措辞看似恭顺，实则绵里藏针，核心要求与历史如出一辙：西夏愿以“归还”早年占据的 葭芦、吴堡 等二寨为条件，换取大宋“归还”绥州。
“葭芦、吴堡，弹丸之地，贫瘠荒芜，岂能与绥州战略要冲相提并论？”赵顼心中冷笑，“梁太后和梁乙埋，当真以为我大宋河北有难，便可任其拿捏了？”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丹墀下的重臣：韩琦闭目养神，似在养精蓄锐；文彦博面色沉静，眼神锐利；曾公亮眉头微蹙，似在盘算得失；吕公弼则略显忧色；而韩绛，则是一副跃跃欲试、准备迎战的神情。
“西夏国书，诸卿都看过了。”赵顼的声音打破了殿中的寂静，听不出喜怒，“说说吧，该如何应对此番‘好意’？”
韩绛率先出列，语气激昂：“陛下！此乃西夏惯用之讹诈伎俩！绥州乃种谔将士浴血所得，已是我大宋疆土，岂有以自家之地换他人荒寨之理？
臣以为，当严词驳斥，断其妄想！并应借此机会，厉兵秣马，示我决心！”
曾公亮较为持重，补充道：“韩相公所言在理。然使者已至，礼仪不可废。臣以为，可先由馆伴使与之周旋，探其虚实底线。朝堂之上，陛下可予接见，但态度需不卑不亢，陈明绥州乃我方固有之地，绝无交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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