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之初的兴奋与新鲜感，如同被投入冰水的炭火，在日复一日、近乎刻板枯燥的政务循环中迅速熄灭，只留下呛人的青烟与冰冷的灰烬。武泽苍被迫进入了一种规律且倍感痛苦的“皇帝作息”。每日，当天边还是一片墨蓝，星辰尚未完全隐去，他便要被内侍轻声唤醒，在宫人的服侍下洗漱更衣，穿戴起那身虽不及衮冕繁复却依旧象征身份的常服龙袍，然后强打着精神，前往太极殿参加如同例行公事般的早朝。
早朝之上，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山呼万岁之后，便是处理一些需要当庭议论、或者某些官员认为必须“上达天听”以示重要的政务。然而，所谓的“议论”，往往充斥着引经据典的扯皮、不着边际的揣测、以及各方势力隐晦的角力。武泽苍端坐于龙椅之上，听着下方或激昂、或沉痛、或圆滑的奏对，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许多问题争论半天，最后往往以“容后再议”、“着某部核查”等套话收场，真正能当场拍板定案的事情少之又少。
早朝结束后，真正的“煎熬”才刚刚开始。他需要移驾御书房（经过整理已可使用），开始雷打不动的“坐班”，与那仿佛永远也批阅不完的奏折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殊死搏斗”。
然而，随着他逐渐深入这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日常运作，武泽苍敏锐地意识到，工作效率低下这个顽疾，其根源远非奏折数量庞大这般简单。更深层次、也更令人沮丧的原因，在于整个庞大官僚体系那如同老牛拉破车般的固有运作模式和陈腐气息。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极端缓慢与难以避免的失真。这并非某个官员的过失，而是时代的局限。一份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奏折，即便通过八百里加急的快马驿道，一路换马不换人，昼夜兼程，送到京城也需要至少五到七日。若是来自岭南、蜀中，或是西北边陲，耗时半月乃至一月都是常事。当这份沾满风尘的奏报最终摆上武泽苍的御案时，其上所描述的“某地春雨不足，恐影响春耕”的情况，可能早已因为一场及时雨而缓解，或者已然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旱灾。这种信息的严重滞后性，使得许多基于奏折做出的决策，从诞生之初就带上了“马后炮”的色彩，甚至可能因为情况变化而起到反效果。
更让他头疼的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过滤”与“修饰”。一份地方上的紧急军情或灾异报告，在经由州、府、行省各级官员层层转递、附上各自的看法和建议的过程中，其核心内容难免会被有意无意地筛选、润色、甚至篡改。地方官为了政绩，可能将小灾报成无害，将大捷夸成滔天之功；为了推卸责任，可能将人为失误归咎于天灾，或将棘手矛盾无限期拖延上报。等奏折历经千山万水，抵达中枢，其真实面貌早已如同雾里看花，难辨真假。武泽苍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试图通过布满污痕和扭曲镜片来观察世界的盲人，难以触及帝国肌体最真实的脉搏。
其次，是决策流程那令人窒息的冗长与低效。许多在他看来简单明了、完全可以快速决断的事情，一旦进入这套官僚体系的流程，就如同陷入了泥沼。
他清楚地记得一份关于“是否在黄河某险要处增设一个汛兵了望哨”的奏折。这本是一件花费不多、却能有效预警水患、保障沿岸百姓安全的实事。然而，这份奏折的旅程却堪称“公文旅行”的典范：先由当地县令上报府衙，府衙认为涉及河道军事，转呈河道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认为需要兵部核准编制和经费，于是又转到兵部，兵部则认为需要工部确认工程预算和可行性，工部接着要求户部审核拨款……如此这般，这份薄薄的奏折在六部诸司衙门之间来回转悠了足足三个月，盖满了各式各样的官印，附上了厚厚一沓各部官员的“核议意见”（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最后才如同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筋疲力尽地滚到了他的御案前，请求“圣裁”。
武泽苍看着这份“饱经沧桑”的奏折，简直哭笑不得。一个原本利国利民的小事，竟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在内部流程上！而更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官员早已习惯了这种“遇事上报，等待批示”的工作模式，秉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官场“生存智慧”，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主动解决，而是如何巧妙地将责任推出去，或者至少拉上更多的人一起承担。整个官僚体系充满了惰性与保守，缺乏主动性和担当精神。
再者，便是官员们那早已固化、令人头疼的行文办事风格。奏折之中，充斥着大量毫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阿谀奉承之词，以及为了显示学问而刻意引用的生僻典故。真正需要皇帝关注和决策的核心问题、关键数据，往往被淹没在这片辞藻的汪洋大海之中，需要他像沙里淘金一般费力地去寻找、提炼。
一份汇报某地发现轻微疫情，请求调拨药材的奏折，开头可能先花上数百字歌颂皇帝仁德，感念天地庇佑，中间才用隐晦的词语提及“偶有疠气流传，民间微恙”，最后再委婉地提出“可否恩准酌量拨付艾草、苍术等物，以安民心”。若不仔细阅读，几乎会错过那最关键的信息。这种“春秋笔法”和“为尊者讳”的习惯，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准确传达和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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