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同处分军国事”的诏书，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涟漪之下，是汴京权力格局的深刻重塑与各方势力的急速涌动。
刘娥并未如某些人预料的那般，急不可耐地揽权独断。她依旧居于内殿，一道珠帘，隔开了她与丹墀下的文武百官。听政之时，她大多时候只是静听，偶尔发问，也多是关于民生疾苦、边防琐事，语气温和，姿态谦逊，对王钦若、丁谓等“老臣”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她深知，自己这个“权同处分”根基尚浅，皇帝虽病重却仍在，太子虽年幼却名分已定，外朝相公们树大根深，此刻绝非锋芒毕露之时。
然而，这表面的平静，却让王钦若与丁谓感到更加不安。他们宁愿面对一个张牙舞爪的对手，也不愿揣测这潭静水下的深浅。
“王相，皇后近日批阅奏章，条理清晰，处置得当，竟……竟挑不出什么错处。”丁谓在下朝后，与王钦若并肩而行，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焦躁，“她越是如此沉得住气，越是让人心惊啊。”
王钦若面色凝重，望着宫城内巍峨的殿宇飞檐，缓缓道：“她能从一个蜀地孤女走到今日，岂是易与之辈？如今她名正言顺，占据大义名分，我们若主动发难，便是忤逆诏旨，不臣之心昭然若揭。为今之计，唯有以静制动，以‘规矩’困之。”
“规矩？”
“不错。”王钦若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她毕竟是女流，久居深宫，于朝廷典章制度、中外人事关联，岂能尽知？日后凡有重大决策、紧要人事，我等便以‘需依祖制’、‘当询众议’为由，使其不能专断。时间一长，她自然知难而退，这‘权同处分’，终究还是要落到我们这些外朝宰相手中。”
他们打算用官僚体系的惯性和文牍主义的海洋，来消磨、限制刘娥的权力。
然而，他们低估了刘娥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手腕。她确实对许多具体政务不熟，但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她不动声色地通过心腹太监和某些主动靠拢的中低级官员，如同织网一般，构建着自己的信息渠道。每一份经过她手的奏章，每一次帘听政的讨论，都是她学习、分析和判断的机会。她默默地记下哪些官员是王、丁的党羽，哪些人只是趋炎附势，又有哪些人，或许可以争取。
二
真正的较量，在一个看似“神圣”的议题上爆发了——天书祭祀之礼。
真宗皇帝虽然病重，但对“天书”的崇奉已近乎执念。一日稍觉清醒，他便召来王钦若和刘娥（隔帘），气息微弱地问道：“今岁……天书降世周年之期将至，祭祀典礼……当如何办理？不可……不可轻慢了啊……”
王钦若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他重新强调自身权威，并试探刘娥底线的绝佳时机。他躬身奏道：“陛下圣虑极是！天书乃天帝所赐，佑我大宋之根本，祭祀之礼，关乎国运，绝不可废！依臣愚见，当依去年旧例，由陛下亲自主祭，宰执重臣陪祀，仪仗、乐章、祭品，皆需最高规格，方能彰显我对天帝之至诚！”
他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直接将祭祀规格定在了最高档，而且隐含之意，是此事应由外朝主导，按既定流程办理，你刘娥听着就好。
珠帘之后，沉默了片刻。随即，刘娥平和的声音传了出来：“王相公所言，自是正理。崇奉天书，乃官家夙愿，亦是国之大典，确应隆重。”
王钦若心中微微得意，以为刘娥就此屈服。
但紧接着，刘娥话锋一转，语气依旧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然，官家如今圣体违和，御医再三叮嘱需静养，岂能再劳心力主持如此繁缛之大典？若因典礼辛劳，致使官家病情反复，我等臣子，岂非罪莫大焉？届时，即便典礼再隆重，又岂是天帝所愿见？”
真宗在病榻上闻言，也露出了犹豫之色。他确实渴望那场盛大的仪式来安抚自己不安的灵魂，但身体的虚弱又让他望而却步。
王钦若心中一紧，忙道：“皇后娘娘体恤圣躬，臣等感佩。然祭祀乃国之大事，若陛下不能亲自主持，恐……”
“官家不能亲自主持，并非不能参与。”刘娥打断了他，声音清晰而沉稳，“本宫之意，典礼可由太子代表官家，为主祭。王相公与诸位宰执，自然需全力辅佐太子，完成仪典。至于官家，可在寝宫斋戒祈福，待典礼核心环节，乘舆至大殿外，接受百官朝贺，以示与上天沟通之意。如此，既全了礼数，又不至过度劳烦圣体。王相公，以为如何？”
这一番安排，滴水不漏，既照顾了真宗的健康和心愿，又牢牢将太子（和她自己）置于了典礼的核心位置。由太子主祭，她这个“权同处分”的母后，自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王钦若等人，则从主导者变成了“辅佐者”。
王钦若脸色变了几变，想要反驳，却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理由。难道他能说太子不配主祭？或者说皇帝必须抱病参加全程？他只能咬牙躬身：“皇后娘娘……思虑周详，臣……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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