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狐岭的血战与张顺的敌后烽火，如同两道加急的军情，被程元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连同他精心修饰过的奏章，一同送抵了扶风行在。
肃宗李亨在御书房内，反复阅读着程元振的密奏以及杜丰、郭子仪联名的军报。程元振在奏章中，一方面详细描述了黠戛斯入寇的严峻形势，强调了杜丰、郭子仪临危不乱的应对以及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另一方面，也隐晦地提及了杜丰在河北“权宜行事”，动用逆产及民间商会资源以充军需的“非常之举”，字里行间，不乏提醒皇帝关注杜丰权势过重的意味。
而杜丰与郭子仪的联名奏报，则聚焦于军情本身，言辞恳切，逻辑清晰，既陈述了战局的艰难与将士的牺牲，也提出了依托地形、疲敌制胜的方略，并再次恳请朝廷速发援军与粮饷。
肃宗放下奏章，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脸上满是疲惫与纠结。杜丰和郭子仪，一个是他需要倚仗的平叛功臣，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两人联手稳住了河北危局，于国于民，皆有大功。然而，杜丰的崛起速度太快，权势太盛，尤其是在河北这块刚刚收复、百废待兴又地处边陲的重地，几乎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这让他这个皇帝，如何能安枕？
“陛下，”侍立一旁的中书舍人李揆小心翼翼地问道，“北疆军情紧急，杜司徒与郭令公所请援军粮饷……”
肃宗叹了口气：“援军自然要派，粮饷也不能不给。河北若失，则关中震动。拟旨，着令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分兵一万，火速东进，增援河北。另，从江淮转运使衙门，紧急调拨粮草二十万石，军械若干，由水陆并进，运往范阳。”
“陛下圣明。”李揆躬身领命，却又迟疑道，“只是……程监军奏章中所言，杜司徒在河北，未经朝廷明旨，便动用逆产，交与那商贾之流的兴业社操办军需，此事……恐与体制不合，若放任不管，恐开跋扈之端啊。”
这正是肃宗的心病所在。他沉吟片刻，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杜丰此举，情有可原。不过……也不能毫无约束。拟一道中旨给程元振，令他‘协助’杜丰监管河北钱粮用度，尤其涉及逆产及与民间商会往来，需详细记录，定期报朕知晓。另，告诉程元振，前线军务，仍以郭子仪、杜丰为主，他需以协调、监察为要，不得随意干涉。”
这道旨意，看似给了程元振监管之权，实则划定了界限，既表达了朝廷的关切，又没有过度刺激前线的将帅，体现了肃宗在平衡之道上的小心翼翼。
然而，庙堂之上的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数日后的大朝会上，当肃宗将北疆军情及应对之策宣布后，立刻便有御史台的言官出班奏事。
“陛下！”一名面容清癯、神色激愤的御史高声言道，“杜丰以弱冠之龄，位列三公，总督河北，此乃陛下天恩浩荡！然其不思谨慎克己，反倒擅自动用国家逆产，交予商贾经营，此例一开，各地效仿，则朝廷法度何在？纲纪何存？臣闻其麾下所谓‘兴业社’，盘踞蜀中，垄断利权，今又插手河北，其势滔天，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臣弹劾杜丰，结交商贾，逾越规制，其心难测！”
此言一出，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不少清流官员，本就对杜丰火箭般的蹿升以及其与“商贾”过从甚密有所非议，此刻纷纷附议，要求朝廷彻查杜丰在河北的作为，甚至有人隐晦地提及了“养虎为患”四字。
支持杜丰的官员，如兵部侍郎等，则据理力争，强调北疆危局，杜丰乃不得已而为之，且其所有举措皆是为了抗敌安民，有功无过，若此时朝廷降罪于功臣，岂不令前线将士寒心？
朝堂之上，顿时吵作一团。
端坐于龙椅上的肃宗，脸色阴沉。他何尝不知这些言官背后，或许有其他势力的推动？或是出于党争，或是出于对杜丰权势的嫉妒，或是真的为了所谓的“朝廷纲纪”。但这些话，偏偏说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隐忧。
“够了！”肃宗终于忍不住，一拍龙椅扶手，厉声喝道，“北疆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尔等却在此妄加揣测，攻讦大臣，成何体统！”
天子一怒，朝堂瞬间安静下来。
肃宗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怒火，沉声道：“杜丰在河北所为，朕已知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其所动用之逆产、商会，皆为抗敌所需，朕准其权宜行事！此事，休要再议！当前首要之务，是支援北疆，击退黠戛斯！若再有人敢妄言惑众，动摇军心，朕定斩不饶！”
皇帝的强硬表态，暂时压下了朝堂上的非议。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根刺，已经埋下。只要杜丰稍有不慎，或者北疆战事出现不利，这些暗箭，便会再次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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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阳，观察使司。
杜丰自然也通过自己在朝中的渠道，很快得知了朝堂上这场因他而起的风波。他对此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早有预料。在他决定重用兴业社、动用非常手段筹措军需时，就已想到了可能会面临的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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