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光复，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其影响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大唐疆域，乃至周边诸国。消息所到之处，忠唐之士涕泪交加，饱受蹂躏的百姓奔走相告，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地官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重新悬挂起大唐的旗帜。这座帝都的收复，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得失，更是一个王朝气运的转折点，象征着天命，似乎重新眷顾了李氏皇族。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的表象之下，权力的暗流却在长安乃至扶风两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涌、碰撞。
扶风：天子入彀，名分落定
肃宗皇帝的銮驾，在杜丰派出的精锐部队“护卫”（亦可视作监控）下，终于抵达了扶风。尽管杜丰亲自出迎三十里，礼仪周全，态度恭谨，但随行的朝廷重臣和宦官们，尤其是鱼朝恩，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扶风城内外的驻军，尽数打着“杜”字旗号或北援行营的烙印，军容鼎盛，纪律严明，与灵武带来的那些扈从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肃宗行在暂设于扶风旧宫。杜丰的“恳请移驾”，此刻看来，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请君入瓮”。肃宗身处杜丰的势力核心区域，一举一动皆在对方掌控之下，所谓的“亲临指挥”，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很快，杜丰便以“长安初定，百废待兴，逆首安庆绪尚未授首，史思明仍窥伺河北，军国大事亟待决断”为由，呈上了一份洋洋洒洒的《陈情及善后疏》。这份奏疏，与其说是请示，不如说是通告。
奏疏中，杜丰首先以谦卑的语气，将光复长安的功劳归于“陛下天威浩荡，将士用命”，自己只是“仰承圣意，侥幸成功”。随即，笔锋一转，开始提出一系列具体安排：
1. 追剿残敌： 请求全权负责追捕可能潜逃的安庆绪及其核心党羽，肃清京畿地区残匪。
2. 安抚地方： 推荐由苏瑾暂领京兆尹，负责长安及周边州县的民生恢复、秩序重建。同时，请求准许柳明澜以“协理善后”之名，动用兴业社力量，参与长安经济秩序的重建与物资调配。
3. 整编降军： 请求将投降的叛军士卒，交由他进行“甄别整编”，汰弱留强，补充入北援行营，以应对史思明威胁。
4. 叙功封赏： 呈报了一份详细的立功将领名单及建议封赏，其中赵铁柱、张顺、苏瑾、柳明澜等人皆位列前茅，请求朝廷尽快予以确认。
5. 应对史思明： 建议由郭子仪元帅总揽河北战事，自己则“愿率本部，为元帅前驱，伺机东进，共讨史逆”。
这份奏疏，条条在理，句句为国，将军事、行政、经济大权尽数揽于杜丰及其核心班底手中，几乎勾勒出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战后权力分配蓝图。肃宗与朝臣们看罢，心中五味杂陈。他们明知这是杜丰在借势巩固和扩张权力，但在其赫赫战功和绝对军事实力面前，竟难以找到反驳的理由。
最终，在短暂的、近乎形式化的朝议后，肃宗几乎是全盘批准了杜丰的奏请。一道道加盖皇帝玉玺的诏书从扶风发出，正式确认了杜丰集团在光复长安后所获得的巨大权力和利益。杜丰的“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扶风郡公”等头衔，也因此次“佐命殊勋”，变得更加实至名归。名分，在这一刻，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落定了。
长安：百废待兴，暗藏机锋
长安城内的杜丰，在接到来自扶风的诏书后，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喜悦。他深知，这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消化这巨大的胜利果实，并应对接下来的变局。
他坐镇尚书省旧衙，如今已挂上了“北援行营总管、知京畿兵马事”的牌匾，开始高速运转。苏瑾以京兆尹的身份，迅速搭建起临时行政班子，招募流散旧吏，发布安民告示，组织人手清理废墟，掩埋尸体，扑灭余火，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秩序，在铁腕与仁政的双重作用下，开始一点点恢复。
柳明澜也悄然抵达长安，以兴业社的强大财力物力为后盾，迅速接管了城内关键的商业节点，平抑物价，恢复市易，并开始着手清理被叛军破坏的官营作坊，准备重启生产。经济的血脉，开始重新流动。
然而，暗处的较量从未停止。鱼朝恩虽随驾留在了扶风，但其在长安经营的眼线和残余势力并未完全清除，他们如同隐藏在阴影中的毒蛇，时刻寻找着杜丰及其党羽的错处。同时，一些原本忠于朝廷、或因杜丰崛起而利益受损的旧官僚和世家，也开始暗中串联，对杜丰“擅权”、“任用私人”、“与民争利（指兴业社）”等行为颇有微词，暗流依旧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
别院：星火承恩，静默守护
长安城东南隅，一所被杜丰亲卫严密守护的幽静别院内，凌素雪的伤势在医官的精心治疗和杜丰不惜工本提供的珍贵药材调理下，终于稳定下来，并开始缓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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