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母亲电话那天，张博涛正在整理宋海洋刚扔过来的一摞合同。办公室里的空调呼呼地吹着，送来一阵阵凉意，可他额头上还是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幅被打碎的画。
“你爸突然就倒了，医生说是尿毒症。” 母亲的哭声混着医院的嘈杂声钻进听筒，那声音尖锐又嘶哑，像一把生锈的锥子，狠狠扎进张博涛的心脏。他手里的文件夹 “啪” 地掉在地上，A4 纸散落一地，像被撕碎的月光，惨白而无力。
他愣在原地，耳边嗡嗡作响，母亲后面说的话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怎么也听不真切。脑海里反复回响着 “尿毒症” 这三个字，每一个字都重如千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父亲平日里硬朗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怎么也无法和 “倒下” 联系在一起。
缓过神来，他颤抖着捡起地上的纸张，胡乱地塞进文件夹。手指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抓空了。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拿出手机给宋海洋发请假信息。可指尖在屏幕上半天也按不准确，连标点都打不整齐，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发出一条语句不通顺的消息。
放下手机，他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瘫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发呆。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脏抹布，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压抑之中。
地铁换乘时，他被汹涌的人潮挤得东倒西歪。周围是行色匆匆的人们，他们的脸上或带着疲惫，或带着焦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满心绝望的年轻人。地铁里的播报声、人们的交谈声、脚步摩擦地面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刺耳的喧嚣，让他更加心烦意乱。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宋海洋的回复：“手头这么多项目，你走了谁接手？自己看着办。” 张博涛盯着屏幕，那冰冷的文字像一把冰锥，刺穿了他最后一丝希望。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委屈和无助。他忽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像是有无数只虫子在里面乱啃，他猛地推开人群，冲进地铁站的卫生间吐了个天昏地暗。
胃里空空如也，吐出来的只有酸水，喉咙火烧火燎地疼。他扶着冰冷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眼睛通红，憔悴得像换了个人。他用冷水泼在脸上，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冰凉的水顺着脸颊滑落，带来一丝短暂的清醒，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他订了最近航班的机票，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往机场跑。路边的出租车呼啸而过，他挥手拦下一辆，报出机场的名字，声音里还带着未散去的哽咽。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高楼大厦、绿树红花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像他此刻混乱的思绪。
西安的秋老虎正烈，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大地。空气燥热得让人窒息，走在路上，仿佛能感觉到皮肤被灼烧的疼痛。可西都医院住院部的空调却冷得刺骨，一进一出，巨大的温差让张博涛打了个寒颤。
他冲进病房时，父亲插着氧气管的胸膛微弱起伏，每一次呼吸都显得那么艰难。监护仪发出规律的 “滴滴” 声，像在倒数生命，敲击在张博涛的心上，让他一阵阵心悸。母亲坐在床边，双眼红肿，脸上布满了泪痕，看到张博涛进来，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母亲攥着他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硌得他生疼：“医生说要换肾，五十万，咱家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啊。” 五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座沉重的大山，瞬间压在了张博涛的肩上。他知道家里的情况，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没攒下多少积蓄。这笔钱，对他们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沉默着，说不出一句话来。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监护仪的 “滴滴” 声在不断地提醒着他眼前的困境。他看着父亲苍白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他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整夜。月光透过玻璃窗，在地面上投下窗格的影子，像一张巨大的网，将他牢牢地困在里面。走廊里偶尔传来护士走动的脚步声和病人的呻吟声，每一个声音都让他更加烦躁不安。
他一遍遍地在脑海里盘算着能凑钱的办法，亲戚、朋友，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个遍，可算来算去，离五十万还是差得很远。绝望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淹没他的心脏。
天边已经泛白，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户照进走廊，给冰冷的地面镀上了一层微弱的金光。张博涛拿出手机，拨通了鲁晓凡的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鲁晓凡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喂，博涛，这么早打电话有事吗？”
“晓凡，我爸生病了，需要钱做手术。你能借我点钱吗？” 张博涛的声音哽咽着，几乎说不完整一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鲁晓凡坚定的声音：“兄弟，你别着急。我就两万块积蓄，你先拿着。不够的话，我再帮你问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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