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5 月 8 日,巳时,广州三兴机械配件厂
广州的初夏已经有些闷热,厂区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额头上渗着汗,却干劲十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百废待兴的南方工业城,到处都是 “建设新中国” 的标语 —— 厂区外的土路上,拉着板车的农民路过时,都会驻足往里望,车上装着刚从合作社分来的农具,有的还带着泥土的气息。他们眼里满是对 “机器造东西” 的好奇,偶尔会有孩子跑过来,趴在围栏上看机床运转,被家长拉走时还恋恋不舍。
周明远和文三儿站在车间里,看着第一台国产的小型发电机下线。这台发电机的零件,一半是从香江运来的精密配件,一半是内地工人手工打磨的铸件 ——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很多设备都要靠 “中外结合” 才能造出来。“周先生,这台发电机能供一个村子的照明!” 工程师兴奋地汇报,他是从上海来的老技术人员,解放前在外国洋行的工厂做工,现在终于能为自己的国家造机器了,“咱们村以前点煤油灯,晚上看书都得凑着灯芯,有了这玩意儿,孩子们能在电灯下写作业了!”
文三儿摸了摸发电机的外壳,触感温热,像是能感受到里面跳动的 “工业脉搏”。“没想到咱们也能造机器了。” 他想起 1943 年在北平石景山制铁所,劳工们用手工打磨零件,磨坏十个才成一个,“以前在北平,见着日军的机床都得躲着走,现在咱们自己也能造了,赵师傅要是在这儿,肯定得哭。” 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目光扫过车间墙上的 “增产节约” 标语 —— 这是新中国开展的运动,厂里的工人都在琢磨怎么省材料、提效率,有的师傅还发明了 “零件复用” 的法子,把废铁重新熔铸,做成小配件。
此时,祥子从厂区外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信封上盖着 “香江航运公司” 的印章。“林叔来电,说新货轮造好了,命名为‘北平号’,下周就能交付!” 祥子的声音带着喘,他刚从码头跑过来,路上还遇到了解放军的巡逻队 —— 现在广州的治安很好,街上能看到穿军装的士兵帮老百姓挑水、修房子,“林叔说,这船能装五百吨货,比之前的‘三兴号’大两倍,专门运咱们厂的配件去内地。” 周明远眼睛一亮,这是他们订购的第三艘货轮,也是第一艘以 “北平” 命名的船 —— 从北平的狼烟到香江的货轮,这两个地名,藏着他半生的牵挂。
1951 年 9 月 20 日,未时,香江中华总商会会议室
会议室的墙上贴着 “支援前线,实业救国” 的标语,桌上的 “内地工业需求清单” 里,除了机床、发电机,还多了 “军工配件” 的条目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内地对精密机械的需求愈发迫切,香江的爱国商人都在琢磨怎么尽一份力。周明远作为商会副会长,正主持 “实业支援内地” 的座谈会,台下坐着二十多位香江商人,有做纺织的、做五金的,还有做航运的,手里都拿着笔,认真记录着清单上的需求。
“现在内地的兵工厂缺精密齿轮,咱们香江的五金厂能不能接单?” 周明远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身后的黑板上画着齿轮的图纸,是老陈从内地带来的,“还有,医用器械的钢材,内地的炼钢厂还在建设,能不能从东南亚进口,再转运过去?” 台下立刻有人举手,是做五金生意的王先生:“我们厂能做齿轮,就是怕港英当局查 —— 之前运过一批扳手去东北,被海关扣了三天。” 周明远早有准备,拿出一份 “中港贸易协定” 的复印件:“我已经跟内地外贸局谈好,所有支援前线的物资,都能拿到‘军用物资转运许可’,港英当局那边,商会也会出面担保,不会再被扣了。”
座谈会结束后,新加坡的陈总找到周明远,手里拿着一份 “双向贸易计划书”。“我们想跟三兴合作,把内地的农产品运到东南亚。” 陈总的语气很诚恳,“现在内地的粮食、棉花丰收了,东南亚缺这些;而东南亚的橡胶、矿产,正好是内地工业需要的,咱们搞‘以物易物’,既不用外汇,又能支援建设。” 周明远欣然同意,这正是他计划中的 “大物流体系”——1951 年的香江,已经成了内地与东南亚贸易的 “中转站”,一边连着祖国的需要,一边牵着海外的资源,在时代的浪潮里,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1952 年 12 月 31 日,亥时,三兴集团顶楼露台
跨年的钟声从维多利亚港传来,带着 1950 年代的新气息。香江的夜空里,除了烟花,还有货轮的汽笛声 —— 码头上,“北平号” 货轮正装载着广州配件厂生产的农机,准备运往东北;报关行里,职员们正忙着核对 “内地国营企业” 的订单,曾经需要 “东南亚掩护” 的转运单,如今盖着 “中港贸易许可” 的红色印章,再也不用藏藏掖掖。这是 1952 年的末尾,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业建设如火如荼,而香江,也在与内地的互动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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