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5 月 8 日，巳时，广州三兴机械配件厂
广州的初夏已经有些闷热，厂区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额头上渗着汗，却干劲十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百废待兴的南方工业城，到处都是 “建设新中国” 的标语 —— 厂区外的土路上，拉着板车的农民路过时，都会驻足往里望，车上装着刚从合作社分来的农具，有的还带着泥土的气息。他们眼里满是对 “机器造东西” 的好奇，偶尔会有孩子跑过来，趴在围栏上看机床运转，被家长拉走时还恋恋不舍。
周明远和文三儿站在车间里，看着第一台国产的小型发电机下线。这台发电机的零件，一半是从香江运来的精密配件，一半是内地工人手工打磨的铸件 ——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很多设备都要靠 “中外结合” 才能造出来。“周先生，这台发电机能供一个村子的照明！” 工程师兴奋地汇报，他是从上海来的老技术人员，解放前在外国洋行的工厂做工，现在终于能为自己的国家造机器了，“咱们村以前点煤油灯，晚上看书都得凑着灯芯，有了这玩意儿，孩子们能在电灯下写作业了！”
文三儿摸了摸发电机的外壳，触感温热，像是能感受到里面跳动的 “工业脉搏”。“没想到咱们也能造机器了。” 他想起 1943 年在北平石景山制铁所，劳工们用手工打磨零件，磨坏十个才成一个，“以前在北平，见着日军的机床都得躲着走，现在咱们自己也能造了，赵师傅要是在这儿，肯定得哭。” 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目光扫过车间墙上的 “增产节约” 标语 —— 这是新中国开展的运动，厂里的工人都在琢磨怎么省材料、提效率，有的师傅还发明了 “零件复用” 的法子，把废铁重新熔铸，做成小配件。
此时，祥子从厂区外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信封上盖着 “香江航运公司” 的印章。“林叔来电，说新货轮造好了，命名为‘北平号’，下周就能交付！” 祥子的声音带着喘，他刚从码头跑过来，路上还遇到了解放军的巡逻队 —— 现在广州的治安很好，街上能看到穿军装的士兵帮老百姓挑水、修房子，“林叔说，这船能装五百吨货，比之前的‘三兴号’大两倍，专门运咱们厂的配件去内地。” 周明远眼睛一亮，这是他们订购的第三艘货轮，也是第一艘以 “北平” 命名的船 —— 从北平的狼烟到香江的货轮，这两个地名，藏着他半生的牵挂。
1951 年 9 月 20 日，未时，香江中华总商会会议室
会议室的墙上贴着 “支援前线，实业救国” 的标语，桌上的 “内地工业需求清单” 里，除了机床、发电机，还多了 “军工配件” 的条目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内地对精密机械的需求愈发迫切，香江的爱国商人都在琢磨怎么尽一份力。周明远作为商会副会长，正主持 “实业支援内地” 的座谈会，台下坐着二十多位香江商人，有做纺织的、做五金的，还有做航运的，手里都拿着笔，认真记录着清单上的需求。
“现在内地的兵工厂缺精密齿轮，咱们香江的五金厂能不能接单？” 周明远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身后的黑板上画着齿轮的图纸，是老陈从内地带来的，“还有，医用器械的钢材，内地的炼钢厂还在建设，能不能从东南亚进口，再转运过去？” 台下立刻有人举手，是做五金生意的王先生：“我们厂能做齿轮，就是怕港英当局查 —— 之前运过一批扳手去东北，被海关扣了三天。” 周明远早有准备，拿出一份 “中港贸易协定” 的复印件：“我已经跟内地外贸局谈好，所有支援前线的物资，都能拿到‘军用物资转运许可’，港英当局那边，商会也会出面担保，不会再被扣了。”
座谈会结束后，新加坡的陈总找到周明远，手里拿着一份 “双向贸易计划书”。“我们想跟三兴合作，把内地的农产品运到东南亚。” 陈总的语气很诚恳，“现在内地的粮食、棉花丰收了，东南亚缺这些；而东南亚的橡胶、矿产，正好是内地工业需要的，咱们搞‘以物易物’，既不用外汇，又能支援建设。” 周明远欣然同意，这正是他计划中的 “大物流体系”——1951 年的香江，已经成了内地与东南亚贸易的 “中转站”，一边连着祖国的需要，一边牵着海外的资源，在时代的浪潮里，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1952 年 12 月 31 日，亥时，三兴集团顶楼露台
跨年的钟声从维多利亚港传来，带着 1950 年代的新气息。香江的夜空里，除了烟花，还有货轮的汽笛声 —— 码头上，“北平号” 货轮正装载着广州配件厂生产的农机，准备运往东北；报关行里，职员们正忙着核对 “内地国营企业” 的订单，曾经需要 “东南亚掩护” 的转运单，如今盖着 “中港贸易许可” 的红色印章，再也不用藏藏掖掖。这是 1952 年的末尾，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业建设如火如荼，而香江，也在与内地的互动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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