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恶化之下,米价扶摇直上,一斗粮食的价钱竟翻了数倍。街市里银钱已渐失效,粮食反而成了硬通货。纵然官府三番五次开仓放粮,依旧难以平息饥饿人潮。放粮的粥厂门口,日日人山人海,推搡挤压,哭喊震天。甚至有人因抢夺一碗稀粥而当街厮打,血溅衣襟。饿极的百姓只得掘草根、采树皮,甚至传出有以死人肉充饥的惨烈传闻。
此时,萧胜与花映秋二人挺身而出。他们本是江湖正道的执牛耳者,当下更是义不容辞,将天下楼与胭脂门的财力、物力尽数倾注于京城守御之中。一方面,他们主动与李纲取得联系,捐资助饷,散尽家财,以解燃眉之急,助城防一线士卒能有衣甲与粮草;另一方面,又广设粥厂,延请郎中,施粥救人,赈济穷苦百姓,使得无数饥民免于饿死街头。
不仅如此,他们更与江湖上的正义门及一干侠义之士暗中联络,组成巡防义队。昼夜在坊市与城门之间巡逻,主动配合守军防御,惩治宵小盗贼。每当夜半更鼓,坊间巡逻的火把连成一片,才使人心中略生安定之感。若无他们日夜维持,只怕这座京城早已沦为贼寇横行、鸡鸣狗盗之所。
然而,即便如此,局势仍岌岌可危。富户南逃的车马络绎不绝,百姓饥寒交迫的哭声昼夜不断,王城之内,钦宗朝政飘摇,群臣结党倾轧。整个汴梁,仿佛被一层厚重阴云死死笼罩,天地之间笼罩着末日将临的气息。
众人都明白,萧胜与花映秋的举动,虽可救一时之急,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只要亲王府不除,只要金军压境的局势不改,这片大地终有一日会彻底崩塌。
却不想不过月余光景,金国大军竟然如退潮之水般,悄然撤去,兵锋尽敛。钦宗对此茫然不解,心中却自作多情,还以为是自己新登大宝,天子之威感天动地,帝王之气一出,四夷自然臣服。得意之下,他当即决定清算先帝徽宗时的权臣旧党,口口声声要“正国事,雪国耻”。于是蔡京、童贯、高俅等靖康以来的权奸,一一入狱的入狱,赐死的赐死。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以为黑暗终于将去,朗朗乾坤即将重现。钦宗见此,更加自鸣得意,竟觉得自己已是有道明君,功业直追尧舜。
然而好景不长,不多时,退居镇江的徽宗皇帝竟又返回汴京。一入城门,他便旧态复萌,指手画脚,命亲信大臣上书弹劾,干预朝政。徽宗口口声声斥责钦宗,说他残害蔡京、童贯、高俅等“忠良”,忘却祖宗家法,又擅自重用李纲等武将,破坏文治之纲。钦宗本就心怀不快,却也无可奈何。更兼他生性耳根极软,且愚孝成性,受不得父皇几句斥责,旋即动摇,转身便罢免了李纲,解散各地勤王援军与民间乡勇。
那些在城防之中倾家出力的义士侠客,原本以为能得朝廷嘉奖,却不料最后只获赐一块“为国为民”的匾额,除此之外再无他赏。百姓心寒,军心涣散,江湖群豪也无不愤懑。自此,汴京城防日渐松弛,昔日稍有振作的气象顷刻间荡然无存,城池再度陷入一片岌岌可危的境地。
却不想,金军方才退去不到半月,竟又卷土重来,铁蹄声声,杀气冲天,整个汴京城登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头巷尾,百姓噤若寒蝉,商贾富户仓皇转移财产,朝堂百官上下更是人人自危,整日里心惊胆颤,唯恐一夕之间城破家亡。唯有萧胜与花映秋二人强自镇定,暗中支撑局势,再联合种师道生前的旧部,在朝中据理力争,竭力巩固城防,使得汴京勉强维持了一线生机。
然而,这种稍显稳定的气象却未能长久。金军忽来忽去,如同潮水般反复攻退,短短数月之间,竟连番三次。每一次进逼,都使皇宫内外惊惶失措,钦宗与群臣不得不频于奔命,整日里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更为可怖的是,凡是朝中敢于直言主战的大臣,或是军中强硬要求出战的将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接连遭到亲王府派出的杀手暗算。
若非萧胜与花映秋早有警觉,命欧阳林、秦岳、秦梓苏等人日夜不眠,寸步不离地护卫诸多忠良,恐怕这些有志之士早已命丧黄泉。即便如此,仍旧在刀光血影中险象环生,多次刀锋只差寸许便要带走人命。天下楼与胭脂门毕竟势力有限,纵有赤胆忠心,却也难以面面俱到,终究还是被亲王府阴谋得逞,害死了不少忠良之士。
更有甚者,钦宗皇帝在群臣再三劝谏、百官交口游说之下,终于心志动摇,决定接受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求和意见。他仓促之间,派遣枢密院的李棁(音zhuo,同卓)充任使者,前往金营议和。然则此人素性柔懦,胆小如鼠,平日里遇事已无丝毫决断,遑论在百万雄师之前与敌国君臣交锋。
李纲得知此事,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遂上书钦宗,言辞慷慨激昂:“金兵大军压境,勤王之师迟迟未到,眼下权且议和,未尝不可。但和议之条款必须斟酌恰当,否则必致大祸。宗社安危,正在此一举。李棁性格懦弱,恐有贻误国事之虞。金人贪得无厌,必将狮子大开口,索取苛刻条件。若我朝廷举措得当,坚守底线,敌军或许见机自退;若迫于威势,凡事尽皆应允,必将使敌人轻视我大宋,后患无穷,百年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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