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恶化之下，米价扶摇直上，一斗粮食的价钱竟翻了数倍。街市里银钱已渐失效，粮食反而成了硬通货。纵然官府三番五次开仓放粮，依旧难以平息饥饿人潮。放粮的粥厂门口，日日人山人海，推搡挤压，哭喊震天。甚至有人因抢夺一碗稀粥而当街厮打，血溅衣襟。饿极的百姓只得掘草根、采树皮，甚至传出有以死人肉充饥的惨烈传闻。
此时，萧胜与花映秋二人挺身而出。他们本是江湖正道的执牛耳者，当下更是义不容辞，将天下楼与胭脂门的财力、物力尽数倾注于京城守御之中。一方面，他们主动与李纲取得联系，捐资助饷，散尽家财，以解燃眉之急，助城防一线士卒能有衣甲与粮草；另一方面，又广设粥厂，延请郎中，施粥救人，赈济穷苦百姓，使得无数饥民免于饿死街头。
不仅如此，他们更与江湖上的正义门及一干侠义之士暗中联络，组成巡防义队。昼夜在坊市与城门之间巡逻，主动配合守军防御，惩治宵小盗贼。每当夜半更鼓，坊间巡逻的火把连成一片，才使人心中略生安定之感。若无他们日夜维持，只怕这座京城早已沦为贼寇横行、鸡鸣狗盗之所。
然而，即便如此，局势仍岌岌可危。富户南逃的车马络绎不绝，百姓饥寒交迫的哭声昼夜不断，王城之内，钦宗朝政飘摇，群臣结党倾轧。整个汴梁，仿佛被一层厚重阴云死死笼罩，天地之间笼罩着末日将临的气息。
众人都明白，萧胜与花映秋的举动，虽可救一时之急，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只要亲王府不除，只要金军压境的局势不改，这片大地终有一日会彻底崩塌。
却不想不过月余光景，金国大军竟然如退潮之水般，悄然撤去，兵锋尽敛。钦宗对此茫然不解，心中却自作多情，还以为是自己新登大宝，天子之威感天动地，帝王之气一出，四夷自然臣服。得意之下，他当即决定清算先帝徽宗时的权臣旧党，口口声声要“正国事，雪国耻”。于是蔡京、童贯、高俅等靖康以来的权奸，一一入狱的入狱，赐死的赐死。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以为黑暗终于将去，朗朗乾坤即将重现。钦宗见此，更加自鸣得意，竟觉得自己已是有道明君，功业直追尧舜。
然而好景不长，不多时，退居镇江的徽宗皇帝竟又返回汴京。一入城门，他便旧态复萌，指手画脚，命亲信大臣上书弹劾，干预朝政。徽宗口口声声斥责钦宗，说他残害蔡京、童贯、高俅等“忠良”，忘却祖宗家法，又擅自重用李纲等武将，破坏文治之纲。钦宗本就心怀不快，却也无可奈何。更兼他生性耳根极软，且愚孝成性，受不得父皇几句斥责，旋即动摇，转身便罢免了李纲，解散各地勤王援军与民间乡勇。
那些在城防之中倾家出力的义士侠客，原本以为能得朝廷嘉奖，却不料最后只获赐一块“为国为民”的匾额，除此之外再无他赏。百姓心寒，军心涣散，江湖群豪也无不愤懑。自此，汴京城防日渐松弛，昔日稍有振作的气象顷刻间荡然无存，城池再度陷入一片岌岌可危的境地。
却不想，金军方才退去不到半月，竟又卷土重来，铁蹄声声，杀气冲天，整个汴京城登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头巷尾，百姓噤若寒蝉，商贾富户仓皇转移财产，朝堂百官上下更是人人自危，整日里心惊胆颤，唯恐一夕之间城破家亡。唯有萧胜与花映秋二人强自镇定，暗中支撑局势，再联合种师道生前的旧部，在朝中据理力争，竭力巩固城防，使得汴京勉强维持了一线生机。
然而，这种稍显稳定的气象却未能长久。金军忽来忽去，如同潮水般反复攻退，短短数月之间，竟连番三次。每一次进逼，都使皇宫内外惊惶失措，钦宗与群臣不得不频于奔命，整日里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更为可怖的是，凡是朝中敢于直言主战的大臣，或是军中强硬要求出战的将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接连遭到亲王府派出的杀手暗算。
若非萧胜与花映秋早有警觉，命欧阳林、秦岳、秦梓苏等人日夜不眠，寸步不离地护卫诸多忠良，恐怕这些有志之士早已命丧黄泉。即便如此，仍旧在刀光血影中险象环生，多次刀锋只差寸许便要带走人命。天下楼与胭脂门毕竟势力有限，纵有赤胆忠心，却也难以面面俱到，终究还是被亲王府阴谋得逞，害死了不少忠良之士。
更有甚者，钦宗皇帝在群臣再三劝谏、百官交口游说之下，终于心志动摇，决定接受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求和意见。他仓促之间，派遣枢密院的李棁（音zhuo，同卓）充任使者，前往金营议和。然则此人素性柔懦，胆小如鼠，平日里遇事已无丝毫决断，遑论在百万雄师之前与敌国君臣交锋。
李纲得知此事，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遂上书钦宗，言辞慷慨激昂：“金兵大军压境，勤王之师迟迟未到，眼下权且议和，未尝不可。但和议之条款必须斟酌恰当，否则必致大祸。宗社安危，正在此一举。李棁性格懦弱，恐有贻误国事之虞。金人贪得无厌，必将狮子大开口，索取苛刻条件。若我朝廷举措得当，坚守底线，敌军或许见机自退；若迫于威势，凡事尽皆应允，必将使敌人轻视我大宋，后患无穷，百年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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