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站在白板前，没有寒暄，直接说：“银河在分化我们。他们在给每家单独开条件，条件好到难以拒绝。有人可能已经心动了，这很正常。但我请大家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银河要这么做？”
没人说话。
“因为他们怕我们抱团。”陆云继续说，“单独一家工作室，再厉害，也只是一滴水。但三十多家联合起来，就是一股浪潮。银河可以轻易控制一滴水，但控制不了一股浪潮。所以他们的策略是：把浪潮拆散，变成一滴一滴的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导演问，“银河给的条件确实好，不要白不要...”
“可以要。”夏知微突然开口，“但不是单独要，是集体要。我们以联盟的名义，和银河谈判——要投资，所有成员一起投；要资源，所有成员共享。他们要合作，就必须和整个联盟合作，而不是挑肥拣瘦。”
“银河会同意吗？”
“试试。”陆云说，“如果不同意，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想真正合作，只是想分裂我们。”
会议开到深夜。最后决定由夏知微和陆云代表联盟，正式向银河提出“全有或全无”的合作方案。
散会后，夏知微没走，在剪辑室里继续看秦朗发来的资料。越看越心惊——银河控股的那些大数据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用户的观影习惯、情绪反应、甚至价值观倾向。他们不只想知道你喜欢看什么，还想知道什么能改变你的想法。
手机震动，是一个陌生号码的FaceTime请求。她犹豫了一下，接通。
屏幕那头是一张西方老人的脸，白发，蓝眼睛，穿着居家毛衣，背景像是个书房。
“夏小姐，晚上好。”老人的中文有口音，但很清晰，“我是威廉·斯特林，银河传媒的创始人。”
夏知微心跳加速。银河的实际控制人，竟然直接找上门。
“斯特林先生，您好。”
“我看过你的《风暴眼》，非常震撼。”斯特林微笑，“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也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世界。”
“您现在不信了吗？”
“信，但更现实了。”斯特林端起茶杯，“夏小姐，你知道全球每年生产多少部电影吗？超过一万部。但能被观众看到的，不到十分之一。谁能决定那十分之一？不是创作者，是平台，是算法，是资本。”
他顿了顿：“银河想做的，是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系统——用数据，而不是人情；用算法，而不是偏见。让真正的好作品，不被埋没。”
“那谁来定义‘好’？”
“观众。”斯特林说，“数据不会说谎。观众喜欢什么，数据就反映什么。我们只是把这种反映，变成创作者可以参考的工具。”
“但如果数据本身就被操控了呢？”夏知微直视屏幕，“如果某些内容被刻意推送，某些内容被刻意隐藏，数据反映的就不是真实喜好，而是设计好的结果。”
斯特林笑了：“你很敏锐。但你要明白，完全中立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平台都有倾向性，任何算法都有价值观。银河的价值观是——支持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作品。这有什么不好？”
“如果‘进步’的定义权在你们手里呢？”
“那就在我们手里吧。”斯特林坦然承认，“至少，我们定义的‘进步’，包括环保、平等、多元。总比某些地方定义的‘进步’只包括金钱和权力要好，不是吗？”
夏知微无言以对。斯特林说得没错，相比黑石那种赤裸裸的资本掠夺，银河至少披着“进步”的外衣。但这更可怕——当你反抗时，他们会说：我们和你是一边的，我们在推动进步。
“夏小姐，我知道你在犹豫。”斯特林语气诚恳，“但时间不等人。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革，AI创作、虚拟制片、沉浸式体验...未来已来。你可以选择站在潮头，也可以选择被浪潮淹没。银河可以帮你站在潮头——给你最好的技术，最多的资源，最大的舞台。”
“代价呢？”
“没有代价，只有合作。”斯特林说，“银河投资的是未来，不是控制。我们相信，像你这样的创作者，是未来的希望。”
通话结束。夏知微坐在黑暗里，久久不动。
斯特林的话像温水，慢慢渗透，让人放松警惕。但秦朗邮件里的警告还在耳边：“他们在制造‘安全的反抗’。”
安全的反抗，就是不触及根本的反抗。就像银河在欧洲扶持的那些“进步电影”——批判环境污染，但不批判造成污染的资本逻辑；呼吁性别平等，但不挑战造成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它们得奖，它们赚钱，它们让观众觉得自己在“思考”，但一切都在安全范围内。
夏知微想起父亲。那个因为坚持不做假账而入狱的会计，他的反抗不安全，所以他死了。
这个世界，正在系统性地消灭“不安全”的反抗。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医院。护士的声音很急：“夏小姐，周子昂的情况有变化，请您马上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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