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府郊外的官道上，一支绵延数里的流民队伍正缓缓前行。男女老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推着破旧的独轮车，有的背着半大的孩子，寒风中不时传来孩童的啼哭与老人的咳嗽声。队伍最前方，两名山东士兵手持长枪引路，他们身后的旗帜上写着“兖州流民安置点”七个大字——这是登莱情报局打探到的第三批流民，从河南逃荒而来，足足有八千余人。
消息传到都指挥使府时，王巢正在查看军工坊的配件生产进度。当沈文将流民的数量、来源与现状禀报给他时，王巢放下手中的图纸，眉头紧紧皱起：“入冬才一个月，就来了三批流民，照这个趋势，到明年开春，山东境内的流民怕是要突破五万人。若是安置不好，不仅会消耗粮食储备，还可能引发骚乱，之前青州的粮荒就是教训。”
其实，自崇祯十年起，山东就陆续接收流民——有的是从受后金侵扰的辽东逃来，有的是从遭遇旱灾的河南、陕西迁来。此前王巢虽在登莱、济南设立了临时安置点，但多是“只管温饱，不管长远”，流民们靠官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一旦救济中断，便会四处游荡，给地方治安带来隐患。如今流民数量激增，临时安置已难以为继，必须推出更系统的政策。
次日清晨，王巢召集各府官员、军队将领与户部主事，在都指挥使府召开“流民安置专题会议”。议事厅内，墙上挂着山东地图，地图上用绿色标注着荒地分布——兖州、沂州两地因靠近山区，有大片未开垦的荒地，且临近黄河支流，水源充足，是理想的屯田之地。
“流民安置的核心，是让他们‘有地种、有饭吃、能安居’，而不是靠官府救济度日。”王巢手指指向地图上的兖州、沂州区域，语气坚定，“我决定推行‘流民屯田制’，将境内所有流民集中安置到这两地，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按户分地，每户流民分五亩荒地，由官府统一丈量划分，立下地契，确保流民有长期耕种的保障；第二步，提供生产物资，官府为每户发放种子二斗、农具一套——包括锄头、镰刀、犁铧，这些从登莱的官仓与铁匠坊调配；第三步，制定赋税优惠，前三年免缴任何赋税，第四年起按正常赋税标准的五成缴纳，让流民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财富，扎根山东。”
“将军，这恐怕行不通！”兖州知府周志远立刻起身反对，“兖州的官仓粮食本就不多，若是给每户流民发种子、农具，再免三年赋税，官仓很快就会空了！而且流民成分复杂，万一有人拿到地契后转手卖掉，再去别处游荡，岂不是白费功夫？”
王巢早料到会有反对声，他从案下取出一份卷宗，递给周志远：“周知府，你先看看这份统计。情报局调查显示，流民中八成是农民，他们只是因为天灾人祸失去了土地，只要有地可种，没人愿意四处游荡。至于粮食与农具，登莱今年秋收丰收，官仓存有粮食五十万石，拿出十万石就能满足五万户流民的种子需求；军工坊近期打造了一批备用农具，正好可以调拨给流民，不会影响军队物资。”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地契，我们会在上面注明‘五年内不得转卖’，由安置点的官吏定期核查，一旦发现转卖行为，立即收回土地，取消安置资格。同时，每户流民都要登记造册，记录姓名、籍贯、家庭人口，与当地里正绑定，里正负责监督流民的耕种情况，若有异动，及时上报。”
周志远接过卷宗，仔细翻看，只见上面详细记录了流民的构成、官仓的粮食储备、农具的数量，数据详实，逻辑清晰，他原本的疑虑渐渐消散，躬身道：“将军考虑周全，属下愿配合推行屯田制。”
解决了官员的顾虑，王巢又针对流民安置的细节做出安排：
- 安置点建设：在兖州、沂州的荒地旁修建简易村落，每村容纳五百户流民，村落内设置水井、粮仓、医疗点，由军队抽调士兵负责守卫与治安；
- 物资运输：利用新修复的登莱至兖州、兖州至沂州官道，组织马车运输种子与农具，每辆马车配备一名士兵护送，确保物资不被截留或抢夺；
- 技术指导：从登莱、济南抽调经验丰富的老农，前往安置点指导流民耕种，尤其是教授耐旱作物的种植方法——山东气候偏干旱，王巢特意从系统中兑换了“耐旱小麦”种子，产量比普通小麦高两成，适合荒地种植。
但王巢深知，仅靠“屯田制”还不够。流民初到陌生之地，不仅面临生产难题，还可能遇到疾病、邻里纠纷等生活问题，若是无人帮扶，很容易重新流离失所。为此，他提出设立“流民互助会”，由安置点的流民推举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会长，官府派驻一名官吏协助，主要负责三项工作：
1. 生产互助：组织流民互帮互助，比如家中只有老人的流民，由邻里帮忙耕种；缺少耕牛的农户，几家联合共用一头耕牛，确保不误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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