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还有其他几个助教和学生，有的在记录数据，有的在检查线路，大家都屏息凝神，气氛有些凝重。
这已经是他们这个课题组，在同样的问题上，遭遇的第七次失败了。经费在燃烧，时间在流逝，外界的期望和内心的压力，都像无形的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机器不讲情面，只认规律。它‘倔’，说明我们还没摸到它真正的脾气。”陈博士走近几步，俯下身，仔细查看着那些冰冷的金属部件，他的手指轻轻拂过气缸外壁，像是在感受着什么。
“有时候，最精密的计算，也可能忽略掉材料在极端工况下那微乎其微的形变，或者，是某个我们以为是常数的参数，其实并非恒定不变。科学探索，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从失败中寻找线索的耐心和勇气。” 他的话既是对小王的鼓励，也是对自己，对在场所有人的提醒。
他回国，放弃优渥的条件，不是为了享受成功的鲜花，而是来啃这些最硬、最硌牙的骨头的。
他深知，这台看似不起眼的内燃机，一旦成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强大的自主动力，意味着运输、军工、乃至整个工业体系，都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就在这时，实验室窗外，传来一阵年轻而热烈的辩论声，打破了室内的沉寂。
“……所以说，德先生（民主）乃是根本！若无民权，无宪政，无舆论监督，纵有强兵富国，也不过是又一个秦朝，又一个暴政而已！”一个清朗的、带着湖广口音的男声激昂地说道。
“刘兄此言差矣！依我看，如今国势危如累卵，强邻环伺，内忧未靖，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赛先生（科学）才是救亡图存的第一急务！没有强大的工业，没有先进的武器，什么民主自由，都是空中楼阁，顷刻间便会被列强的铁蹄踏碎！”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嗓音洪亮，是典型的燕赵腔调。
“非也非也！制度不改，人心不齐，纵有坚船利炮，谁来用之？又如何保证其不为独夫民贼所用？”
“技术落后，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实力，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看看鸦片战争，看看甲午！那血淋淋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争论的声音渐渐远去，显然是几个学生一边激烈讨论着，一边走过了实验室的窗外。
实验室里，小王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又看了看眼前这台不听话的机器，喃喃道：“德先生……赛先生……同学们争得可真凶。”
陈博士直起身，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介于感慨和欣慰之间的笑意：“让他们争去吧。思想活跃，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是我们这片古老土地迫切需要的。而我们现在做的，”
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台内燃机上，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就是让赛先生的根基，扎得更牢一些。有了赛先生带来的力量，德先生的路，或许才能走得更稳当。这两者，未必就是对立的。”
他这话，像是在对学生说，也像是在对自己内心深处某些盘旋已久的疑问做出回答。他知道，窗外那些年轻学子口中争论的“德先生”，其内涵与西方的原生概念已然不同，在这个由唐启以铁腕和远见塑造的新秩序下。
“民主”更多体现在技术官僚的选拔、基层的参与以及广泛的爱国动员上，而非多党竞争的政体。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带有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改造。
李根源的汇报还在继续，他已经翻开了那份厚厚的报告，指着其中的一些图表和数据，向唐启详细解释着各地学堂的兴建情况、师资的培养、课程的设置，以及那些归国学者带来的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唐启听得非常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两个关键的细节，比如偏远地区学生的入学率稳定性，比如基础教材的编纂进度与思想统一的问题，又比如对那些归国学者，除了科研支持，生活上是否安置妥帖，是否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大帅放心，生活待遇都是按最高标准，家属的工作、子女的入学，也都优先安排。大家回来，图的主要不是这个，是看到国家有了新气象，有了干实事、干大事的环境和决心。”李根源感慨道，“像陈建功博士，他在日本的年薪，换算成大洋，是我们的五倍还不止。
但他跟我说，钱多钱少，在历史责任面前，不值一提。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他的知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地方。”
唐启沉默了片刻，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投向那秋日高远的天空。他的思绪似乎飘远了，飘到了这个时空之外，飘到了他记忆深处那个曾经积贫积弱、受尽屈辱的华夏。
他看到了硝烟，看到了不平等条约，看到了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也看到了无数仁人志士悲愤而又无奈的面容。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楚与不甘，是他在这个时代奋力狂奔最原始、最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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