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窃取的资料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支队核心几人坐立难安。愤怒与恐惧交织，更有一种急于将这惊天罪恶公之于世的迫切。然而，如何将这份死亡档案安全送出日伪严密封锁的山区，送到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成了比窃取它更棘手的难题。
绝密渠道固然存在，但层级复杂，周转缓慢，且途中变数极多。李正雄担心，如此重要的东西，一旦在传递过程中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众人焦头烂额之际，林闻溪忽然想起了梁启远。这位醉心于实验室研究的老同学，此刻正在相对安稳的大后方某大学任教。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机构与国际学术界尚有联系，或许能通过他的渠道，将部分证据直接送达海外，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梁启远？你那个搞研究的同学？”李正雄眉头紧锁，“可靠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启远或许痴迷学术，不通世故，但他骨子里是正的。”林闻溪语气肯定，“而且，他有他的途径。双线并进，多一分希望。”
事不宜迟。林闻溪立刻伏案，用暗语写了一封极其简短的信，附上几张挑选出的、最具冲击力的实验照片和数据摘要的微缩胶卷（这是从日军实验室顺手找到的设备制作的），仔细密封好。他没有透露全部细节，只言明是关乎无数人命、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恳请梁启远动用一切可能渠道，将其送至国外可靠机构或媒体手中。
这封信通过支队最隐秘的交通线，几经周折，终于送到了远在后方大学的梁启远手中。
……
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弥漫着乙醚和培养皿的气息。梁启远穿着白大褂，正小心翼翼地将一种中药提取液滴入细菌培养基。显微镜下的世界让他沉迷。
助教送来了那封没有寄信人地址、字迹却莫名熟悉的信。梁启远疑惑地拆开，当看到那些微缩胶卷在投影仪下显出的图像时，他手中的试管“啪”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恶心、恐惧、震惊……种种情绪瞬间淹没了他。那些冰冷的数据和惨不忍睹的照片，与他熟悉的、秩序井然的实验室世界形成了恐怖的对照。他瘫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胃里翻江倒海。
是林闻溪！他竟然在那样的地方！做着这样的事！
梁启远的第一反应是抗拒。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他平静的学术生活！他会成为日伪特务的目标！他应该立刻销毁这些东西，当作从未收到过！
但那些照片上扭曲的人脸、那些记录本上冷冰冰的死亡数据，像针一样扎在他的良知上。他想起昔日同窗之情，想起林闻溪信中所言“关乎无数人命”……他无法转过身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整整一夜，他坐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罪恶的证据，一动不动。
最终，天快亮时，他缓缓站起身，眼神变得不同以往。那是一种混合着恐惧、却更为坚定的光芒。他小心翼翼地将胶卷和信件重新藏好。
他知道一条途径。他的一位导师与某中立国的教会医院有联系，那里有外国记者常驻。或许可以通过这条线，将东西送出去。
但他不能亲自去。目标太大。他想起了一个人——他带的另一个学生，陈瑜。一个沉默寡言、却极其可靠的年轻人，家境贫寒，对日寇有着刻骨仇恨，而且，他的家乡就在通往那个中立国方向的边境附近。
梁启远找到了陈瑜，没有透露太多，只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料，需要尽快秘密送往某地的一位外国神父手中，事关重大。他拿出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连同那份沉重的“资料”，交给了这个年轻的学生。
“陈瑜，这件事，比你的命重要。”梁启远看着他，声音低沉而郑重，“无论如何，一定要送到。如果……如果出事，宁可毁掉，也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陈瑜看着老师异常严肃的神情，没有多问，只是重重点头：“先生放心，我一定送到。”
送走陈瑜后，梁启远的心依旧高悬着。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而且风险极高。他枯坐在书桌前，目光扫过桌上那些中西医学书籍，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和焦灼。
自己埋首于显微镜和试管之间，试图从草药中提炼精华，拯救个体生命。而林闻溪，却在烽火硝烟中，用更直接、更残酷的方式，试图阻止制造死亡和疾病的根源。
谁的贡献更大？谁的路更正确？ 他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攫住了他。他不能再安心待在这象牙塔里了！他必须做更多！林闻溪送来的这些证据，指向的是一个庞大而恐怖的黑暗领域。要真正对抗它，或许不仅需要战场上的勇士和地下的工作者，也需要更深入、更专业的科学研究和揭露。
他猛地站起身，开始疯狂地翻阅资料，写信。他动用自己所有的学术关系，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对此事感兴趣的病理学家、细菌学家、社会活动家，用尽可能隐蔽的方式，透露零星信息，试探反应，寻求支持和更安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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