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陈军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发出一声短促而沙哑的嗤笑。他靠在椅背上，环抱双臂，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我陈某人这里，只跟那些踏踏实实挖矿、本本分分做工程的同胞谈生意。跟你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军师’，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他端起那只缺了个口的搪瓷酒杯，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重重地放在桌上，下了逐客令：“饭，想吃自己点。钱，自己付。吃完，赶紧滚。这里不欢迎你这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天大麻烦的人。”
他的态度，比我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强硬百倍。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在这片混乱土地上，无数海外华人赖以生存的、最朴素也最核心的法则——远离政治，远离战争，埋头赚钱，明哲保身。他们就像一群在狮群和鬣狗群之间艰难求生的羚羊，任何试图将他们拉入纷争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最危险的背叛。
而我，现在就是“麻烦”这个词的具象化身。
“一笔五十万美金的生意。”我没有起身，依旧平静地看着他，报出了一个足以让这里九成九的人呼吸急促的数字。
陈军端着酒杯正欲再次喝酒的手，在空中，出现了一个几乎无法用肉眼捕捉的、极其细微的停顿。这个细节告诉我，我的话，起作用了。钱，毕竟是这个世界上最硬的通货。
然而，仅仅一秒之后，他便将酒杯重重地顿在了桌上，褐色的酒液都从杯口溅了出来，洒在满是划痕的桌面上。他的脸色，在这一刻彻底沉了下来，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小子，你是在威胁我吗？”他的声音，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寒意，“你以为，你靠上了一个军阀，就能跑到我这里来耀武扬威了？你信不信，只要我现在打一个电话，明天天亮之前，奥马尔就会亲自把你绑结实了，像条狗一样送到我面前来赔礼道歉？”
我信。
我毫不怀疑华夏商会在这里所拥有的、看不见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或许没有一支枪、一发子弹，但他们掌握着这些军阀最核心的命脉——与外界进行贸易和物资交换的所有渠道。粮食、药品、机械零件、奢侈品……甚至是某些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军用物资。得罪他们，就等于掐断了自己的输血管，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军阀都不会犯的错误。
“陈叔，您误会了。”我摇了摇头，身体微微前倾，越过桌子，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人才能听到的音量，压低了声音，“我不是来威胁您，更不敢耀武扬威。我是来请求您，请求华夏商会，帮我们一个忙。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一项……专业的金融服务。”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我将“秃鹫一号”计划中，关于资金托管和渠道构建的部分，用最言简意赅、最商业化的语言，向他解释了一遍。我绝口不提战争，不提做空戴维将军，更不提我和奥马尔的任何协议。我只将这件事，巧妙地包装成了一次“有特殊安全要求的、跨国大额资金代管与定向保密投资服务”。
我反复强调了其中的风险隔离机制，强调了华夏商会作为第三方中立托管方的角色，将只会接触到资金，而不会卷入任何实质性的冲突。最后，我更是着重强调了那笔足以让任何人心动的、丰厚到夸张的……佣金。
“事成之后，无论最终的‘投资’是盈是亏，我们都将支付总操作金额的百分之五，也就是两万五千美金，作为商会提供的渠道服务费。”
陈军始终静静地听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像一尊石佛。直到我的话音落下，他才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开口，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千斤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将我刚刚构建的所有希望，砸得粉碎。
“林浩然，你是不是在国内被人把脑子给搞坏了？”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上海的陆家嘴，还是香港的中环？”他伸手指了指窗外那些扛着AK47的士兵，和那些在尘土中挣扎的平民，嘴角挂着无尽的讥讽与悲凉，“这里他妈的是非洲！这里只有两种东西最不值钱——枪，和命！你让我们华夏商会，去给两个随时可能抄起家伙往死里火并的军阀，做什么狗屁的资金托管？你是想让奥马尔的坦克，第一个开到我们饭店门口来收‘保护费’吗？”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压抑的怒火：“你知不知道，为了维持现在这种不倒向任何一方的中立地位，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多少同胞的血汗，多少次忍气吞声的赔笑，才换来了这堵能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安安稳稳吃上一口热饭的围墙？你他妈的动动嘴皮子，就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拖下水？你凭什么？！”
他的质问，句句诛心，字字见血。
我发现，我之前精心准备的所有说辞，什么利益最大化、风险可控、丰厚佣金……在他这种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考验的、务实到了极点的生存主义者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可笑，且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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