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不知疲倦地奔驰了一天一夜。窗外的景色，已从武汉周边的水田阡陌，逐渐变为更加开阔、植被略显稀疏的旱地平原。车厢内的气氛，在经过最初的沸腾、交谈和短暂的休憩后，也渐渐沉淀下来。人们开始适应这漫长旅途的节奏，有的靠着打盹，有的继续低声聊天，有的则像石师傅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擦拭工具，或望着窗外沉思。
林瀚章和石师傅的对话结束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拿出笔记本，想记录下一些感想，却发现思绪纷杂，难以落笔。石师傅那朴实话语中蕴含的力量，让他对“工人阶级”和“建设”这两个词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他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处理文件和图纸，更要学会与千千万万个“石师傅”打交道，理解并依靠他们。
就在他沉思之际，列车广播响起，通知前方即将停靠一个重要的枢纽大站，停车时间较长，大家可以下车活动活动，但要注意听发车铃声。
列车速度逐渐减缓，最终伴随着一阵长长的汽笛声和金属摩擦的嘶鸣，稳稳地停靠在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火车站站台。站台上人来人往，气氛比沿途小站繁忙得多，还能看到不少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和售货推车。
车厢里的沉闷气氛被打破，许多人站起身，伸着懒腰，活动着坐得发麻的腿脚，准备下车透透气。林瀚章也站起身，看向窗外。
就在这时，站台上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名穿着与中国同志明显不同的、质地更好的深色呢子大衣、头戴鸭舌帽或礼帽、身材普遍高大魁梧的外国人，在几位中国干部模样的人的陪同下，正朝着列车的方向走来。他们的出现，立刻吸引了站台上所有人的目光。
“快看！是苏联老大哥！”
“苏联专家！肯定是！”
车厢里有人低声惊呼起来，语气中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在那个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专家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他们是先进技术、现代化和无私国际主义援助的象征。能亲眼见到苏联专家，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值得激动和谈论的事情。
那几位苏联专家并没有在硬座车厢停留，而是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引导下，径直走向了列车前部挂着的几节条件较好的卧铺包厢。这并不奇怪，专家们享有更好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大家以为这只是旅途中的一个插曲，准备继续下车活动时，硬座车厢的门被拉开了。一个格外年轻的苏联人探进头来。他看起来顶多二十七八岁，有一头微卷的浅棕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透明的玻璃珠，闪烁着好奇和友善的光芒，脸上带着毫不设防的、开朗的笑容，与他那些表情严肃、略显矜持的年长同胞截然不同。
他穿着一件合体的工装夹克，显得很有精神。他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卷舌音的汉语，朝着车厢里的人们大声打招呼：
“达瓦里希（同志）！你们好！”
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讶又好奇地看着这个不请自来的年轻苏联人。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笑嘻嘻地挤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
他的目光在车厢里扫了一圈，看到了离车门不远的林瀚章和石师傅，便大步走了过来，继续用他那蹩脚的汉语夹杂着俄语说道：
“我叫阿廖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从莫斯科来！去东北！帮助你们！建设！”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比划着，试图让语言不通的人们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热情和直率瞬间打破了隔阂，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善意的、轻松的笑声。
阿廖莎看到大家笑了，更加开心。他打开那个帆布包，从里面抓出大把大把用彩色玻璃纸包裹的糖果，热情地分发给周围的人。
“吃！糖！甜的！苏联的！好朋友！”他笨拙却真诚地说着。
那是当时在中国极为稀罕、被视为高级零食的苏联“紫皮糖”——紫色的糖纸包裹着扁平的巧克力糖块，里面是酥脆的坚果焦糖馅。人们有些不好意思，但又盛情难却，纷纷接了过来，连声道谢：“谢谢！斯巴西巴（谢谢）！”
阿廖莎听到有人说出俄语单词，高兴得像个孩子，蓝眼睛闪闪发光：“对！斯巴西巴！哈哈！”
他发糖发到林瀚章和石师傅面前。林瀚章连忙用自己学过的、极其有限的俄语单词尝试交流：“兹德拉斯维捷（您好）！阿廖莎……同志。”
阿廖莎一听，更是惊喜万分，用力拍了拍林瀚章的肩膀，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俄语，见林瀚章一脸茫然，才又放慢语速，用生硬汉语说：“你！会！俄语？好！很好！我们是同志！好朋友！”
林瀚章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只会一点点，一点点。正在学。”
“学！要学！”阿廖莎用力点头，“技术！机器！俄语！很重要！我们一起！工作！”他挥舞着手臂，显得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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