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不知疲倦地奔驰了一天一夜。窗外的景色,已从武汉周边的水田阡陌,逐渐变为更加开阔、植被略显稀疏的旱地平原。车厢内的气氛,在经过最初的沸腾、交谈和短暂的休憩后,也渐渐沉淀下来。人们开始适应这漫长旅途的节奏,有的靠着打盹,有的继续低声聊天,有的则像石师傅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擦拭工具,或望着窗外沉思。
林瀚章和石师傅的对话结束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拿出笔记本,想记录下一些感想,却发现思绪纷杂,难以落笔。石师傅那朴实话语中蕴含的力量,让他对“工人阶级”和“建设”这两个词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他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处理文件和图纸,更要学会与千千万万个“石师傅”打交道,理解并依靠他们。
就在他沉思之际,列车广播响起,通知前方即将停靠一个重要的枢纽大站,停车时间较长,大家可以下车活动活动,但要注意听发车铃声。
列车速度逐渐减缓,最终伴随着一阵长长的汽笛声和金属摩擦的嘶鸣,稳稳地停靠在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火车站站台。站台上人来人往,气氛比沿途小站繁忙得多,还能看到不少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和售货推车。
车厢里的沉闷气氛被打破,许多人站起身,伸着懒腰,活动着坐得发麻的腿脚,准备下车透透气。林瀚章也站起身,看向窗外。
就在这时,站台上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名穿着与中国同志明显不同的、质地更好的深色呢子大衣、头戴鸭舌帽或礼帽、身材普遍高大魁梧的外国人,在几位中国干部模样的人的陪同下,正朝着列车的方向走来。他们的出现,立刻吸引了站台上所有人的目光。
“快看!是苏联老大哥!”
“苏联专家!肯定是!”
车厢里有人低声惊呼起来,语气中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在那个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专家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他们是先进技术、现代化和无私国际主义援助的象征。能亲眼见到苏联专家,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值得激动和谈论的事情。
那几位苏联专家并没有在硬座车厢停留,而是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引导下,径直走向了列车前部挂着的几节条件较好的卧铺包厢。这并不奇怪,专家们享有更好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大家以为这只是旅途中的一个插曲,准备继续下车活动时,硬座车厢的门被拉开了。一个格外年轻的苏联人探进头来。他看起来顶多二十七八岁,有一头微卷的浅棕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透明的玻璃珠,闪烁着好奇和友善的光芒,脸上带着毫不设防的、开朗的笑容,与他那些表情严肃、略显矜持的年长同胞截然不同。
他穿着一件合体的工装夹克,显得很有精神。他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卷舌音的汉语,朝着车厢里的人们大声打招呼:
“达瓦里希(同志)!你们好!”
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讶又好奇地看着这个不请自来的年轻苏联人。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笑嘻嘻地挤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
他的目光在车厢里扫了一圈,看到了离车门不远的林瀚章和石师傅,便大步走了过来,继续用他那蹩脚的汉语夹杂着俄语说道:
“我叫阿廖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从莫斯科来!去东北!帮助你们!建设!”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比划着,试图让语言不通的人们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热情和直率瞬间打破了隔阂,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善意的、轻松的笑声。
阿廖莎看到大家笑了,更加开心。他打开那个帆布包,从里面抓出大把大把用彩色玻璃纸包裹的糖果,热情地分发给周围的人。
“吃!糖!甜的!苏联的!好朋友!”他笨拙却真诚地说着。
那是当时在中国极为稀罕、被视为高级零食的苏联“紫皮糖”——紫色的糖纸包裹着扁平的巧克力糖块,里面是酥脆的坚果焦糖馅。人们有些不好意思,但又盛情难却,纷纷接了过来,连声道谢:“谢谢!斯巴西巴(谢谢)!”
阿廖莎听到有人说出俄语单词,高兴得像个孩子,蓝眼睛闪闪发光:“对!斯巴西巴!哈哈!”
他发糖发到林瀚章和石师傅面前。林瀚章连忙用自己学过的、极其有限的俄语单词尝试交流:“兹德拉斯维捷(您好)!阿廖莎……同志。”
阿廖莎一听,更是惊喜万分,用力拍了拍林瀚章的肩膀,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俄语,见林瀚章一脸茫然,才又放慢语速,用生硬汉语说:“你!会!俄语?好!很好!我们是同志!好朋友!”
林瀚章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只会一点点,一点点。正在学。”
“学!要学!”阿廖莎用力点头,“技术!机器!俄语!很重要!我们一起!工作!”他挥舞着手臂,显得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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