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四年，张之洞十岁了。
十岁的孩子该是什么样？张家前头三个儿子，十岁时都还是懵懂顽童，整天就知道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可张之洞不一样。
他瘦。
瘦得像根竹竿，裹在青布长衫里，风一吹就晃。脸上没什么肉，显得那双眼睛格外大，黑亮黑亮的，看人时直勾勾的，像是要把人从里到外看透。
更怪的是，他不睡觉。
不是不睡，是睡得少。每夜子时上床，丑时刚过就醒，满打满算两个时辰。醒了也不吵不闹，自己摸黑爬起来，点一盏小油灯，盘腿坐在书桌前看书。
奶娘王氏起初不知道，有次起夜路过西厢房，看见窗纸透出昏黄的光，还以为走了水。推门进去一看，小少爷正捧着一本《论语集注》，看得入神。
“我的小祖宗！”王氏吓得脸都白了，“这都三更天了，怎么还不睡？”
张之洞抬起头，眼睛里没有半点困意：“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躺着！”王氏抢过书，吹了灯，硬把他按回床上。
可第二天、第三天……天天如此。王氏没辙了，只好禀告老爷。
张锳亲自去看了几晚。
他看见儿子在灯下的样子——身子坐得笔直，手指在书页上慢慢移动，嘴唇无声地翕动，像是在默念。偶尔会停下来，抓抓耳朵，挠挠后脑勺，然后眼睛一亮，像是想通了什么，又继续往下看。
那种专注，那种饥渴，不像个十岁的孩子。
倒像个在荒漠里走了三天三夜的人，突然看见清泉。
“由他吧。”张锳最后叹了口气，“只要身子撑得住。”
身子倒是撑得住。张之洞虽然瘦，却很少生病。每天只睡两个时辰，白天依然精神抖擞，在私塾里听课、背书、答问，从不见他打哈欠。
周老先生起初还担心他熬坏了，后来发现这孩子的脑子跟寻常人不一样。
是过目不忘。
真正的过目不忘。一本《诗经》，三百零五篇，他三天背完，一字不差。问他怎么背的，他说：“看一遍就印在脑子里了，像刻上去似的。”
但这还不是最奇的。
最奇的是他理解经义的方式。别人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想的是勤学苦读。张之洞想的是：“学”是什么？“习”又是什么？如果学的东西本来就错了，时习之岂不是越走越偏？
“你这是钻牛角尖！”周老先生用戒尺敲桌子，“圣人之言，照着读、照着做就是了，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张之洞不吭声，可眼睛里分明写着不服。
他尤其喜欢经义里那些讲“权变”的章节。《孟子》里说“嫂溺援之以手”，他就问：“如果礼法和人命冲突，到底该守哪个？”
周老先生答：“事急从权，这是例外。”
“那为什么只能是例外？”张之洞追问，“如果礼法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改？”
这话问出来，书房里一片死寂。
几个一起读书的堂兄弟都瞪大了眼睛，看怪物似的看着他。周老先生的脸青了又白，白了又青，最后憋出一句：“离经叛道！”
那天张之洞被罚抄《孝经》二十遍。
他抄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可抄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时，笔尖停住了。
他想起了五岁那年坠井，手掌在井壁上磨得血肉模糊。那时候他拼命求生，是因为不想死，还是因为“不敢毁伤”？
好像都不是。
是因为……身体里有一种本能。一种就算摔得粉身碎骨也要往上爬的本能。
那种本能，圣贤书里没写。
十二岁那年春天，张府办了场小宴。
请的是张锳在官场上的几位同年，还有县里几位有名望的士绅。这种场合，家里的孩子照例要出来见礼，背几句诗，写几个字，显显家教。
张之洞排在三个哥哥后面。
大哥背了篇《岳阳楼记》，二哥写了幅“厚德载物”，三哥画了幅墨竹。轮到张之洞时，张锳本来想让他背《出师表》——那篇文章长，背下来能显功底。
可张之洞站在厅中，看着满座衣冠楚楚的长辈，忽然不想背了。
“父亲，孩儿想诵一篇自己写的文章。”
这话一出，满座皆惊。
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写文章？还当众诵？张锳脸上有点挂不住，可话已出口，只能硬着头皮点头：“……诵吧。”
张之洞清了清嗓子。
他开始诵，声音清亮，带着少年人特有的脆生：
“《猴辩》。有客问于猿公曰：‘人执礼法以束己，尔等攀跃山林，无拘无束，孰乐？’猿公笑而答曰：‘子见人衣冠楚楚，未见其心中枷锁；见我辈腾跃不羁，未见天地自有法度……’”
文章不长，三百来字。
可就是这三百来字，把满厅的人都听愣了。
文章以猿猴的视角，说人给自己套上礼法的枷锁，失了天性，还沾沾自喜。而猿猴看似野蛮，实则顺应自然，饿了觅食，困了栖枝，喜怒哀乐皆发乎本心，这才是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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