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是欧阳夫人亲手誊的。
三页洒金纸，用簪花小楷写了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家世、功名、年龄、样貌评价，还有……能不能拿出多少聘礼。纸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墨迹里掺了金粉，写字的人显然很用心——或者说，很看重。
曾国藩接过名单时，背上的鳞片微微收缩。
不是因为纸烫手，是因为那些名字后面跟着的头衔太刺眼：“礼部侍郎之子”、“江宁织造之侄”、“两淮盐商嫡孙”……每一个都是江南有头有脸的人家，每一个都能让曾家“门楣更光”。
“老爷看看，”欧阳夫人坐在对面，手里捻着一串佛珠，但眼睛亮得不像在念佛，“这几个，都是妾身托人细细打听过的。特别是王家那个，去年中的举，今年才二十三，听说模样也周正……”
曾国藩没说话。
他只是把名单放在桌上，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张纸。
纸很糙，是书局用剩的边角料，墨也是普通的松烟墨，字是他自己写的，歪歪扭扭——因为手在抖，不是老迈的抖，是鳞片在皮下游走时那种不受控制的震颤。
纸上也写了七个名字。
但后面跟的东西，完全不同：
“陈大牛，三十一，湘军老卒，负伤退役，现于长沙开豆腐坊。父母早亡，无兄弟，有薄田三亩。”
“李守诚，二十八，落第秀才，在岳麓书院当抄书匠。家贫，母病，弟幼。”
“赵铁柱，二十五，长江水师哨官，父母双全，有兄一人务农。”
……
没有一个功名显赫的。
没有一个家财万贯的。
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门第”。
欧阳夫人只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老爷，”她声音发颤，“这……这些是……”
“是女婿的人选。”曾国藩说。
“可这……这陈大牛，是个卖豆腐的！李守诚，连个举人都没中！赵铁柱，就是个水师小哨官，连品级都没有！”欧阳夫人急了，“咱们纪琛，可是总督家的千金！怎么能嫁……嫁这种人？”
“总督家的千金，”曾国藩看着她，“现在还是。以后呢？”
一句话，把欧阳夫人问住了。
“天津之后，天下人都骂我汉奸。”曾国藩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马新贻的案子还没结，朝里多少人等着踩我一脚。我自己这身体……”
他顿了顿，没往下说。
但欧阳夫人懂了。
她看着丈夫——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湘军统帅，现在背微微佝偻，脸上爬满了细密的、不正常的皱纹，眼睛里总有一种让人心悸的暗金色光芒在流转。更重要的是，他最近越来越频繁地“闭门养病”，一闭就是好几天，连她都不让进。
她知道，丈夫身上有“东西”。
不是病，是比病更可怕的东西。
“老爷，”她声音软下来，“可就算……就算咱们家以后不行了，也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啊。这几个，要钱没钱，要势没势，纪琛嫁过去，不得受苦？”
“受苦？”曾国藩摇头，“夫人，你见过真正的‘苦’吗？”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总督府的后花园，夜色里，假山亭台的轮廓模糊不清，像一群蹲伏的怪物。
“咸丰四年，我在岳州见过一个妇人。”他说得很慢，“她丈夫战死了，儿子才三岁。她一个人，背着孩子，走了三百里路，到军营来领抚恤银。到了才知道，银子被层层克扣，到她手里，只剩二两。”
他转身，看着夫人：
“她没哭，也没闹。拿着那二两银子，在军营外支了个茶摊，卖大碗茶，一文钱一碗。冬天手冻得开裂，夏天热得中暑，但她把孩子养大了。去年，那孩子中了秀才。”
欧阳夫人沉默了。
“那个妇人，叫王桂英。”曾国藩说，“她儿子，就是名单上的李守诚。”
他走回桌前，手指点着“李守诚”三个字：
“家贫，母病，弟幼——这是实话。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落第吗？不是学问不好，是考场上，他把自己的墨让给了一个突发眼疾的同窗，自己用清水写了卷子。”
欧阳夫人愣住了。
“陈大牛，”曾国藩的手指移到下一个名字，“在湘军里当了十年兵，负过三次伤，最重的一次，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用手塞回去，继续冲锋。退役时，本该领一百两抚恤银，但他只领了二十两——把剩下的八十两，分给了八个战死兄弟的遗孤。”
“赵铁柱，”手指再移，“在水师当哨官七年，管着江防最险的一段。七年里，救起落水百姓四十三人，自己差点淹死三次。他的饷银，一半寄回家，一半……买了米，施给岸边的乞丐。”
他抬起头，看着夫人：
“这些人，要钱没钱，要势没势。但他们有一样东西——品性。”
欧阳夫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因为她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她嫁给曾国藩时，曾家也不过是荷叶塘一个普通乡绅家庭。曾国藩自己，也还是个连举人都没中的穷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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