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的血腥气，尚未在江南的暖风中完全消散，便如同一块沉重而棱角分明的坚冰，狠狠砸入了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原本尚算融洽的师徒关系中，激起了冰冷刺骨的涟漪与裂痕。
安庆行辕，曾国藩接到了李鸿章关于诛杀郜云官等八王的详报。
报告中，李鸿章言辞恳切又理直气壮，力陈郜云官等人“诈降设咒，包藏祸心，其行可诛，其心当戮”，并附上了康福所获“万蛇阵图”的临摹副本及审讯降将亲信的部分口供。
从理性、从军事角度，曾国藩完全理解并认同李鸿章的决定。
那等邪阵若成，危害无穷。乱世重典，杀伐果断，本就是枭雄本色。
然而，理解归理解，当那份详细描述如何将八王诓入大帐、伏兵齐出、悉数斩首的血淋淋报告摆在面前时，曾国藩心中仍不可抑制地升起一丝寒意。
不是对杀降本身，而是对李鸿章执行此事的冷酷、周密与毫不犹豫。
这个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学生，手段之狠辣，心思之缜密，决断之果决，已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
让他既感“后生可畏”，又隐隐生出一种难以掌控的疏离感。
他批复了奏章，认可了李鸿章的做法，并主动上折为其剖白，承担“督导不力”之责。一切似乎公事公办，无懈可击。
但紧接着，另一件更“实在”的事情，将这道裂痕迅速撕大——饷银分配。
天京战事如火如荼，各处用兵如流水，朝廷指拨的饷银本就捉襟见肘，何况层层克扣，解送迟缓。
如今苏州已下，苏南财富之地名义上收复，自筹饷源成为可能。
然而，如何分配这有限的钱粮，成了湘军（曾国藩系）与淮军（李鸿章系）之间无法回避的尖锐矛盾。
李鸿章以江苏巡抚身份，主持江苏（包括新下之苏州、常州等地）军政，自然认为江苏筹措的饷银，应优先保障其直接指挥的淮军，以及用于抚恤地方、招降纳叛、稳定新复之区。
而曾国藩则从统筹东南全局、主攻天京的角度出发，认为江苏财富应优先供应围攻天京的湘军主力，尤其是正缺饷少粮、苦战不休的曾国荃吉字营。
两人之间公文往来，措辞渐失往日师生间的温煦。
李鸿章强调“苏省疮痍未复，百废待兴，淮军将士用命，收复疆土，抚定地方，功不可没，饷需实为燃眉”。
曾国藩则申明“天京为贼根本，围城各军仰攻血战，伤亡枕藉，一鼓作气在此一举，饷械为全军命脉，不可稍有短缺”。
道理各执一端，背后却是利益与话语权的直接碰撞。
昔日李鸿章需要曾国藩的提携与庇护，如今羽翼渐丰，坐拥江苏富庶之地，手握数万精锐淮军，更有“常胜军”洋枪队为助，已非吴下阿蒙。
而曾国藩，虽为统帅，但根基在湘，天京久攻不下，嫡系湘军疲惫伤残，对远处江苏的李鸿章，控制力已然大不如前。
这一日，关于一批紧急筹措到的三十万两饷银最终去向的裁决，送到了安庆。
曾国藩权衡再三，批示“解送天京大营二十万两，留苏省十万两以应缓急”。这个分配，已是他认为兼顾大局与现实的折中之举。
批文发往苏州。
数日后，李鸿章的回文到了。语气依旧恭敬，但内容却让曾国藩眉头紧锁。
李鸿章并未直接抗命，而是详列了淮军近期各项紧急开支、拖欠薪饷数目、以及苏州、常州等地亟待安抚赈济的惨状，最后“恳请”老师体谅，“暂缓”解送天京之饷，或“酌减”数额，容苏省稍得喘息。
“暂缓”、“酌减”……实则就是软抗。
曾国藩将回文掷于案上，心中一股郁气难以排遣。
他并非不通情理之人，也知苏南不易。但天京战事已到最关键之时，吉字营因瘟疫和强攻减员甚巨，士气低落，全赖“首功”之念与严酷军法维系，若再缺饷，随时可能崩溃。李鸿章难道不知？还是……明知而故为？
他仿佛看到，自己与这位得意门生之间，那曾以师生之谊、共同理想为纽带的关系，正在被赤裸裸的权力法则与利益计算所侵蚀、取代。
恰在此时，李鸿章因苏南军务，亲自来安庆述职。
公事奏对之后，曾国藩留他在书房叙话。
书房内，炭火温暖，茶香袅袅，却驱不散那无形的隔阂。
曾国藩试图以师长口吻，谈及全局，谈及天京之重，谈及昔日情谊。
李鸿章垂首恭听，应答得体，但那份恭敬之中，却始终隔着一层谨慎的、无形的壁障。
更让李鸿章如坐针毡的是，随着谈话深入，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从曾国藩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他心悸的非人压迫感！
那并非简单的官威或久居上位的威严。
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冰冷、仿佛源自某种洪荒凶兽的气息！坐在曾国藩对面，李鸿章竟不由自主地感到肌肤泛起寒意，心跳微微加速，一种生物本能般的警兆在心头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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